住屋短缺是國際大都會的普遍問題，繼共享單車、共乘服務之後，共享空間的概念正在蓬勃，香港特區政府也順應潮流推動協助創業發展的青年共享空間計劃，以及由私營公司開發的共享居住空間項目。
總部位於紐約的 WeWork 堪稱是共享居所產業的先驅，這類共享住所項目，大致是專為依靠互聯網生存的「數據牧民（Digital nomads）」而設。WeWork 聲稱，共享住所的形式，是為住客提供一個「全方位的後勤系統（holistic support system）」：所有日常生活所需的設施一應俱全。網絡、健身房，咖啡機、清潔服務、有線電視等等，而且有專人定時檢查維修，徹底顛覆了「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的傳統觀念。
英國「泰晤士報」稱，「和陌生人共享住所，可著手解決房屋短缺危機，改變都市的孤獨環境，普遍無兒無女的千禧世代不妨一試。」
WeWork 曾於 2014 年宣佈將在 3 年內在全美國營運 36 個共享居所，但是直至 2017 年只有兩個項目落成。彭博社認為，WeWork 的發展停滯，是因為這類住所計劃只起過渡作用，而且租金昂貴，缺乏競爭力。位於紐約的項目之一 WeLive Studio，月租達 3,000 美元（約 2.4 萬港元）以上，還有住客投訴熱水和郵遞問題。對此大讚的住客則認為，吸引力主要來自於宛如大學宿舍的氣氛；和合租公寓相比，少了許多衝突；以及無物一身輕，減低了對生活物質的需求，而將精力轉移至生活體驗，譬如健身和旅行。
英國傳媒評論認為，倫敦的共享住所發展公司譬如 The Collective、Roam、Fizzy 和 Lyvly 只是利用年輕人的心態，搶先融資而已：他們不介意犧牲個人起居空間，以換得健身房的配套，如果人人回到住處都有免費啤酒，是不是等於他們便不期望加薪以改善生活呢？
這類共享居所提供的「共享」內容其實很空洞。譬如說，共享食物是最基本的人與人建立群體的方式。但是在倫敦的共享居所裡，共享廚房只是為舉行烹飪班而設的裝飾而已，住客要預訂餐廳座位才能使用，程序好比在公司預訂會議室，大多數住客依然是各自叫外賣算數。
但凡辦公室配有廚房，員工都領教過權責不清晰的後果：洗滌盤裡總是杯盤狼藉，雪櫃暗處的食物盒已經發霉，清潔人員也總是在所有人下班後或上班前，花時間清洗茶漬，清理麵包碎。正如管理共享住所的經理，也如同「業主、舍監和鄰居」的混合體。
如果這裡的住客不必協商彼此的責任，則無所謂「群體」和共享。「群體（Community）」的概念建基於認同感甚至歸屬感，雖然這裡的住客不需要自訂清潔更表，但家務瑣事並不會憑空消失，而是轉嫁給了低薪的清潔工和其他人員。
長期以來，很多人都在批評共享勞工的問題：譬如雇用家傭、奶媽、保母等。但是共享住所正是在刻意模糊這些問題的存在，甚至和 20 世紀的一些「集體公社」相比，顯見缺乏集體意識和共同付出的精神。所謂共享住所，不但毫無分享的跡象，反而是各人自掃門前雪，並沒有人為居住的地方有所付出。
在紐約 WeLive Studio 住了一星期之後，「GQ 雜誌」的編輯稱，他放棄了一部分安全感和責任感，卻並沒有換得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