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康宇:共享經濟 —— 中國新興血汗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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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政策文件中,農民工被稱為「低端人口」。對他們來說,加入共享經濟市場,能獲得更可觀的收入。 圖片來源:UU 跑腿/微博

2015 年,中國國務院頒佈「互聯網+」政策,將與互聯網相關的經濟活動納入中國戰略經濟活動。過去 10 年,隨著國內資訊科技發展,包括共享經濟在內的經濟活動蓬勃發展。在中國,共享經濟提供一系列的商業服務,包括交通共享、貨物速遞、外賣、代購、家務助理等等,範疇比香港更加普及。

根據美國媒體估算,中國為全球最大共享經濟市場,當中有超過 1 億從業員。有別於其他地方,中國的共享經濟並非由本地人口支撐,反而絕大部分是由外地農民工組成。以手機程式「滴滴出行」(大陸版 Uber)為例,在上海的滴滴司機只有 3% 有當地戶籍,其餘為來自二、三線城市的農民工或退役軍人

對於一眾農民工來說,加入共享經濟市場似乎非常吸引。以國內新興手機程式「UU 跑腿」(類似 TaskRabbit)為例,網站招聘廣告以「輕鬆月入 10,000+」作招徠,是國內農民工平均收入近 3 倍(註 1)。另一方面,絕大多數的工人只有低學識及低技術水平,在中國經濟高速轉型下無法於其他知識型崗位找到工作,最終落入共享經濟的就業大軍。

在中國勞工法例框架低下,共享司機、共享外賣員等工作並不被視為「正當職業」,毫無法律保障。有研究指,在國內外賣員普遍需要超時工作(一日 13 小時以上),而且經常因為不能在短時間內送達或收到顧客投訴而被扣人工。為了趕上進度,外賣員冒生命危險衝紅燈、走捷徑,最終釀成交通意外。以上海為例,2017 年上半年就有 76 名外賣員死於工作相關的交通意外,人數比起富士康自殺員工總數還要多。

在政策文件中,農民工被描述為「低端人口」,並不受到地區政府重視。事實上,地區政府對於沒有本地戶籍的外來人口幾乎一無所知,亦無意改善剝削情況。「互聯網經濟」所帶來的高速增長,對於中國農民工來講,可能只是一個更具規模的血汗工場。

註 1: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2017 年農民工平均月入只有 3,485 人民幣。
本文翻譯自筆者學術文章 Migrant Workers in the Digital Market: China’s Platform Economy。原文刊登於國際人權討論平台 M3Dialogue。
※ 此欄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
廖康宇 創意經濟

作者為香港大學媒體、文化及創意城市碩士,2017 年赴英國華威大學媒體與文化政策研究院深造,現為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曾任職媒體公司及公關部門,對創意經濟發展略知一二。熱愛香港文化,深信香港能成為亞洲最有文化實力的國際大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