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不少朋友辦移民，需要去警署申請「良民證」。
良民這個詞，像「良家婦女」那樣，感覺十分陳舊，還隱約透露出一種無甚道德原則的，軟綿綿的狀態，因為良民與否概由官府判斷，要求是聽話、順從、不給官府惹麻煩；否則便有可能以刁民處置。
在中文裡，「良」，不如「好」來得乾脆。「好市民」比「良民」聽起來至少悅耳一點，因為市民的定義有所特定，不像一個「民」字那樣寬泛或面目模糊，市民是一個比較近現代的詞彙。
香港人有居民身份證，有良民證，也有好市民獎，但唯獨沒有的是公民的認證 —— 如果有所謂公民資格，則完全可以淘汰老土多餘的「良民」之稱，公民本身就已經包含了公共道德和社會責任。
其實所謂的移民，大多數是向文明國家申請公民資格（citizenship），因為「公民」和「文明（civilisation）」是同源的詞彙。
「文明」這個詞彙的流行，大概是從法國大革命早期的政治家米拉波伯爵（Comte de Mirabeau）筆下開始，專門指普遍有教養、有美德，舉止文雅的社會群體。任何群體若要達到這樣的狀態，就離不開公約，公共的規則，公共的標準，文明的關鍵在於公，而不是私 —— 這和亞里士多德說的「公共生活比私生活更為道德」，「政治的正義，就是以捍衛公共利益來衡量」是一個道理。
值得留意的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公共」，英文翻譯作 Common。Common 解釋作普通人、平民、公眾，英國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以及普通法（Common law），或者普選（common suffrage）用的都是這個字。這個字雖然平實，沒有甚麼格調（class），但是比中文的「民」有分量得多，是因為其中包含了「公」的意義——諸如公開、公用、普遍、共同等等。
正如政府機構、商場、大學校園內通常會劃分的 common area（公共地帶），博物館、音樂廳、公園、廣場等 common area 的存在，便是公民生活的一種體現。
公民生活必然是十分緊密的，需要資訊的交流和開放，因此公民社會的基礎，必須是城市。米拉波伯爵所指的文明，自然是可以上溯自古希臘城邦的城市文明。在城市裡，大家必須緊密協作，譬如古羅馬人開闢的下水道和公共浴池，都是考慮公共利益所提供的服務和設施。
城市文明必然重商，重商需要的是契約精神和法律保障，公正裁決最為重要。商業文明當然又離不開信息、交通、運輸，再促成頻繁和密集的交流，行動自由和財產自由，已經是自由的重要內涵了。
文明並沒有多元，文明就是由追求公共利益而驅使，必然趨向的社會狀態。由文明衍生的詞彙還有：civic，城鎮、市政；civil，市民、平民；譬如 civil engineering（基建工程）；civil servants（公務員），這些都是文明社會才有的概念。
在文明社會以外，當然是沒有「公僕」可言的，只有吃皇糧的、當差的；當然也不會有甚麼城市建設，開運河首先是為了方便皇帝南下，修路當然也是以傳遞聖旨為優先，歷朝歷代最重要的工程，都是給皇帝修陵墓。
中國文化從很早很早的時候起，就好像和「公共」絕緣，「天下為公」是一個傳說，只有家天下的「莫非王臣，莫非王土」，有臣民，沒有公民。城市生活無論如何燈紅酒綠，夜夜笙歌，像中國文化界喜歡吹捧的宋朝那樣，也很難發展為「城市文明」；有少數「有教養，有美德，舉止文雅」的士大夫，但他們並非普遍群體。城市裡的居民是為王權服務，並不擁有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他們對於任何工程建設，或者納稅的內容和分量，都沒有發言權；他們人以等分，更不可能有普遍適用於所有人的 Common law。
即使是市民，也是很晚才誕生的詞匯，譬如上海是從劃作租界起，由西方各國董事成立的工部局管治，英文作 Municipality，才為中國首度引入「城市自治」的概念。
上海、廣州都是市民文化發達的代表。中國的城市雖然也商業繁榮，但是中國的市民，能不能也建立起和 Londoner、Newyorker 等量齊觀的身份 —— 即使他們當中一部分人頗有教養，舉止足夠文雅？但是請記得，無論是在亞里士多德，還是米拉波看來，到底算不算文明，需要以這些品質是否普遍、平常，Common，來作為衡量的標準。
至今，大部分中國遊客出行，其舉止常常使文明社會感到驚訝甚至駭然，就在於市民和公民之間的這一道鴻溝，足有幾個世紀之遼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