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港政府針對反送中運動，到西班牙政府對加泰隆尼亞獨派示威武力鎮壓，再到之前美國牽頭全球反恐戰爭，種種跡象都顯示世界各國有走向警察國家的趨勢，例如警察在裝備、訓練、思維都變得軍事化；在生活各方面，尤其網絡平台上，監控變得愈來愈嚴密；警察濫權問題亦在惡化，成為法律制度以外的特權階級。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社會學大師 William I. Robinson，去年於社會學學術期刊 Critical Sociology 撰文，以左翼政治經濟，分析為甚麼警察國家現象直捲全球。
Robinson 在文中引用了一個馬克思經濟學的重要概念 ——「過度積累」（Over-accumulation）。資本主義制度要不斷保持增長，才能夠維持利潤和就業機會，資本家和政府為此不斷擴張生產規模和效率，例如透過全球分工來節省成本。可是，經濟發展到某個位，會出現結構性矛盾，市場增長追不上生產速度，引致產能過剩，商品和資本過度積累，繼而通貨緊縮，貨幣和貨品貶值，失業問題浮現，政府認受性破產，最終令社會和政治不穩。30 年代的全球經濟大蕭條，到近世代的亞洲金融風暴和 2008 年金融海嘯，都是過度積累引發的危機。整個資本主義制度面對危機的時候，會透過社會乃至軍事衝突，消弭矛盾，使各種制度結構重整，重構階級關係和利益分配，把整個資本積累過程穩定下來，再度維持經濟發展和擴張。
然而，Robinson 指出，現時世界經濟的結構問題前所未有地惡劣，已經不單是重新調整利益分配就可以解決。例如我們的生態系統已快到極限，難以持續支撐經濟活動；全球階級矛盾也史無前例地尖銳，全球 1% 最富有的人掌握世界超過一半的財富；另一方面，世界各地能夠開放的地方已經買少見少，經濟規模再難擴充。為了解決新一波的結構矛盾，Robinson 觀察到一個他稱為「全球警察國家」（Global Police State）的現象。
這個現象有三個面向，首先是警察軍備擴張，社會監控和鎮壓體系變得日趨完備；第二是全球的政治制度變得法西斯化，斯諾登案便反映了，政府在電子世代的監控手段變得毛孔不入，監管市民生活的每一步；第三是 Robinson 原創的「軍事化累積」（Militarized Accumulation）理論，警察擴張不單背負政治和軍事鎮壓的作用，還有維持資本主義擴張的使命。警隊的警備開支成為大生意，一個不斷增長的投資項目。最可怕是政府會不斷製造「投資需要」，由全球反恐戰、禁毒戰（War on Drug），以及對各地社會運動的武力鎮壓，全球警察國家由此誕生。
翻查資料，2017 年，美國各地的警隊部門總開支，便高達 1,000 億美元。至於 2018／19 年度，英國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警隊預算也高達 123 億英鎊。到我們身處的香港，今年 3 月的財政預算案就公佈，於 2019／20 年度，預算開支近 207 億，較去年度增加 3.9%。亦是歷來首次突破 200 億元，當時仍未爆發逃犯條例風波，預料警察「開支需求」未來只會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