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近日爆發不明肺炎，令香港人心惶惶，憂慮重演 2003 年爆發非典型肺炎的苦況。除了現在的不明肺炎，中國早前也出現鼠疫，而早幾年，各國曾大規模爆發伊波拉和寨卡等動物傳人的嚴重疫病。不少學者擔心，像 1918 年西班牙流感的世紀疫症 —— 有估計當年大爆發奪去全球超過 2,000 萬人性命 —— 將會再臨。
全球學者都為下一場世紀大疫症嚴陣以待，挪威卑爾根大學兩名學者 Kristian Bjørkdahl 和 Benedicte Carlsen 就在 2019 年編輯出版了 Pandemics, Publics, and Politics 一書，提醒大家若想好好備戰，就要先了解一個真相 —— 每場疫症爆發都不僅是流行病學的問題，它同樣是一個政治問題。
在書中，Bjørkdahl 和 Carlsen 用先立後破的方式，先以流行病學家 Jonathan Quick 的著作 The End of Epidemics 入題。Quick 警告我們，這個世紀將會重演當年西班牙流感的慘劇，若果人類沒有充分準備，新的疫症可以在短短 200 天內，橫掃各個大城市，奪去超過 300 萬人性命，對人類社會的創傷，可以遠超於恐怖主義或者任何形式的區域戰爭。Bjørkdahl 和 Carlsen 引用 2009 年 H1N1 流感作為一個有力反例，當時的病毒特徵與 1918 年西班牙大流感相近，令專家們大為緊張，生怕病毒會快速變種擴散。然而，當一般季節性流感可以造成全球 29 萬到 65 萬人死亡，2009 年的 H1N1 流感雖然估計奪去逾 20 萬人性命，但它的殺傷力明顯還遠低於一般流感。
Bjørkdahl 和 Carlsen 指出，人類固然要依賴流行病學的知識去應對疫症，但流行病學只能提出可能性，即一種新型病毒可能會帶來甚麼後果，而非將會有甚麼後果，當中必然存在醫學的不確定性（Medical Uncertainty）， 是一個科學方法不能填補的情感和精神領域。人們不能透過學理知識填補這個空隙，就只能投射不同情感，譬如希望、恐懼、期望和質疑。故此，疫症不單純是一個科學問題，也是一個人類如何演繹和處理不確定性的問題，與不同地方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背景有關。
Bjørkdahl 和 Carlsen 提到，對比起 1918 年，人類的醫學水平和公共衛生管理都成熟得多，例如疫苗質素和疫苗接種計劃的普及度都大大提升，理論上，重演當年西班牙大流感慘況的機會不大。可是，一個疫症之所以會大爆發，除了因為病毒是新品種，也因為我們的社會日新月異；因此我們不只要面對新病毒，也包括一個新社會。要全面應對新疫症，也應該要從政治和社會角度切入問題。Bjørkdahl 和 Carlsen 就邀請了一班社科學者解構各種疾病的政治問題。
比方說，奧斯陸大學的國際關係學者 Antoine de Bengy Puyvallée 和 Sonja Kittelsen 就提到，全球化之下，各地民眾交往頻繁，疾病再無國界，各國也建立了完善的全球防疫體系和多個跨國合作平台。然而，從伊波拉病毒的例子看到，不同國家的防疫能力差異很大，這不單是技術問題，也是政決策者的利益分佈，以及國際組織內部的政治張力問題。除了國際關係層面。蒙納殊大學社會學家 Mark Davis 教授就從政治傳播學（Political Communication）的角度，分析防疫措施。從 2009 年 H1N1 流感的例子中看到，政府要有效傳播防疫資訊，除了要發出適切警告，還要讓市民放心，才能建立大眾對科學權威的信心；不然的話，市民的不信任會令他們自尋防疫方法，影響醫療機關的社區協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