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衍蒨：骸骨性別錯判？（下）

上回講述，我們在建立骸骨檔案時，未必能直接了當地作出性別推斷；在分析的時候，亦必須要從群體角度出發，做出相應的考慮及調整。

除了一般的盆骨、頭骨外，法醫人類學家還會按照骸骨的發現地區及國家，以判別其是否合符推測的性別特徵。以一個與荷蘭人有關的研究為例，雖然他們被公認為最高的「民族（race）」，但其實在出生時，其體型與其他國家的嬰兒並無特別不同。相信因為當地女性的盆骨在比例上較大，她們沒有太多產科併發症（obstetric complication），也不需要特別適應生產期的變化，法醫人類學家因而較難從荷蘭人的盆骨中推斷性別。相反，來自其他地區，特別是身高較矮的女性，荷爾蒙則會協助盆骨遷就並適應生產需要，她們的盆骨因而與男性分別較大，性別二態性（sexual dimorphism）比較明顯。當然，法醫人類學家並不會如電視劇般，只以單一體型特徵作出判斷。以成人骸骨而言，如果有一整副骸骨供以分析，其性別的準確度可以高達 95%。

性別二態性的差別愈大，法醫人類學家的性別判斷就會愈準確。而骸骨的性別非常重要，因為在作出判斷後，就等於排除了一半以上的可能性，大幅縮窄搜索範圍；另外，多數年齡鑑定的技巧都以性別區分結果，所以，要準確推斷骸骨年齡，就必須準確推斷其性別。當然，若作出錯誤判斷，要正確推論骸骨的身份就變得難上加難。因此，能夠以「不確定」總結骸骨的性別推論，就等於接受了性別上的多元及重疊性。但這不代表骸骨「非男非女」，只是沒有簡單或清晰的方式作出分辨。80 年代的科學及社會變更，認定了性別議題的複雜性，愈來愈多人在骸骨研究中，容許並採用性別「不確定」的選項，變相改善了科研成果及其準確度。

作為法醫科一員，我們有責任認清研究及工作理論的極限。或許你會覺得我們的工作沒有想像中酷，而我們的職責亦非找出誰有罪或無辜，這些均由法庭、法官、陪審員及雙方律師處理。我們負責檢視證據並誠實地提供專業意見，在透明度高的情況下，提供準確可靠的檢測方式及檢驗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