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版圖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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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6 日,天津的小販們都擺好了檔。

中國爆發「地攤經濟」爭議,名詞迅即遭到屏蔽。在瘟疫期間,美國加強對中國經濟圍堵,生產線撤出,訂單大幅滑落,加上民企民心慌亂,此真空時期,本來近十年輿論熱捧的「網付消費」應該可以暫時支撐,但為何一下倒退回 1980 年的地攤經濟,而且被喻為是「人間煙火」?

在西方國家,經濟學家開始展望:一場武肺瘟疫反而進一步推動生活網絡化,英美許多地方大學與中學相繼封閉,不得已逼上梁山,網絡開課,反而發現 Online 教學,學生更為專心,而且以華裔學生而論,提問更為踴躍,因為在課堂,中國人的性格是恐懼搶打出頭鳥,怕舉手提問一個被認為是愚蠢的問題,遭到嘲笑。

「後病毒時代」的「辦公室寫字樓經濟」,可能隨著印刷傳媒一樣,加速走向消退。Work From Home 證實,可以將錯就錯 ,因為十年來這一代的人類早已經習慣自我封閉。換言之,一場武肺瘟疫鞏固了「數碼經濟」(Digital Economy),擴張了「數碼生活」(Digital Life),惟英美決心將中國的華為排斥在外,令整個版圖出現質變。

後瘟疫時代全球化的原則不變,但全球化的結構,必變成西方世界爭相將網絡消費的中端環節,例如整合查詢的接駁服務下放(Outsource)權,重新分發。隨著中國建立自己的大數據庫,而中國公開與美國露出爭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底牌,未來的全球化將會形成不同的「數碼區域」(Digital Regions),亦即蘋果與華為、Google 與百度、WhatsApp 與 WeChat 等劃分,分此即彼,而且必要歸一邊。

今日的滙豐國泰,正是此一版圖改組時,第一批出現的犧牲品。滙豐與國泰都是香港的歷史旗艦,此兩大企業無法再做「韋小寶」,一定要在康熙和天地會之間旗幟鮮明地宣示立場。滙豐與國泰之幻滅,亦即香港角色之歷史了結。

在這個非常重要的關頭,忽然大陸的「地攤經濟」復甦了,世上怪事,莫以此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