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月 5 日，九龍塘宣道小學一名小學教師被指散播「港獨」信息，而被教育局裁定「嚴重專業失德」，並取消教師註冊資格，屬回歸以來首例。特首林鄭月娥更揚言會繼續揪出教育界的「害群之馬」，不能讓其變成「無掩雞籠」。在專制地區，肅清教師向來是政府作民族建構，以及意識形態統戰的重要一步，其中一個經典例子是佛朗哥年代的西班牙。
今年 10 月，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副教授 Laia Balcells 和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學研究員Francisco Villamil，在學術期刊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發表文章，以佛朗哥年代的西班牙為例，分析專制政權肅清教師的邏輯。他們指出，肅清教師很常見，由一些極右的納粹德國、極左的蘇聯，再到 2016 年政變後的土耳其也有。可是，過往甚少研究分析行動背後的邏輯，Balcells 和 Villamil 亦指出很多教師是中低下級公職人員，對政權不足以構成明顯威脅。
兩人就分析 30 年代西班牙內戰期間及結束不久時，佛朗哥政府清洗教育界的行動。1931 年，社會主義者成功迫使國王退位，西班牙第二共和國成立。西班牙經歷短暫的民主和社會現代化實驗，國家走向政教分離，人民得到基本人權。政府廢除了傳統宗教教育制度，推動世俗而進步的課程設計，宗教教義不再是必修，老師和學生的個人意願才是重點，在新教育政策之下，教師成為推動社會改革的動力。
可是，新生左翼政府大刀闊斧的社會改革，觸動了舊勢力的神經，加深各個勢力之間的分歧，包括軍方、天主教會、左翼勢力、保皇勢力；加上經濟大蕭條，人民苦不堪言，各個陣營互相指責，衝突進而暴力化。同時，第二共和國行地方分權，各地的分離主義勢力，例如加泰隆尼亞和巴斯克，日益壯大，整個國家面臨各種危機。1933 年，政府改選，右翼勢力勝出，一口氣推翻左翼政府新政；1936 年 2 月，輪到左翼聯盟險勝，要重推新政，很快內戰就爆發了。
這場內戰由 1936 年 7 月，持續到 1939 年 4 月，佛朗哥領導的國民軍和右翼勢力得到納粹德國、意大利和教廷支持，而左翼人民陣線和共和軍就獲得蘇聯和墨西哥幫助，最終右翼勢力大獲全勝。早在戰爭期間，佛朗哥已大幅改組政府架構，實行軍事獨裁管治，把站錯邊的人停職、監禁和處決；戰爭結束後，佛朗哥政府著手揪出政府內部同情左翼勢力的人，由裁判官到下級公務員如郵差和獄卒都不能倖免，而教師更是首當其衝。
萊里達大學歷史學家 Conxita Mir 指出，政權對教師的清算行動特別猛烈，尤其被那些被認為自由民主派的教師，例如加泰隆尼亞政府教育學院出身的人，整個大肅清過程由 1938 年持續到 1945 年。佛朗哥開除所有公立學校教師，他們要再次應徵，才可以重返教席，面試過程要經過政治審查，觀察教師能否展現西班牙民族主義、道德保守主義和天主教信仰。新政府復辟從前教會主導的教育制度，課程和教師升遷都受到嚴格審查。
由大學到小學、資深教師到實習老師，都受到政府委員會嚴格規管。除了馬德里和巴塞隆拿之外，這些委員會都由省政府主導，校監、督學員、家長會主席和兩名官派代表組成。每名受審查的教師都要向委員會呈交報告，描述他們日常生活，以及會如何忠於新政權。委員會會向他們教師的社區領袖，例如神職人員和警長索取人格報告，如果發現有違規情況，委員會則作出裁決，包括調職及停職等。
委員會會在幾份官方文訊刊登他們的裁決，包括罰則、罪狀和教師的個人資料。Balcells 和 Villamil 正正就透過研究當年 13 個省份的官方文訊，還原當年佛朗哥肅清教師的歷史。罪狀通常是與左翼組織有聯繁、有地區民族主義傾向、不忠於國家的核心價值，又或者同情左翼思想。大部分的指控模糊不清，沒有明確指出有甚麼違規行為。戰爭時期，被肅清的老師被視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大多被指控與左翼組織有聯繁；戰爭過後，有巴期克或加泰姓氏的老師，就更易被清算，被調離所屬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