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朗哥的獨裁狂想:肅清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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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紀錄片 To Die in Madrid 拍攝了馬德里學生向佛朗哥畫像敬禮的一幕。 圖片來源:Hanns Hubmann/ullstein bild via Getty Images

10 月 5 日,九龍塘宣道小學一名小學教師被指散播「港獨」信息,而被教育局裁定「嚴重專業失德」,並取消教師註冊資格,屬回歸以來首例。特首林鄭月娥更揚言會繼續揪出教育界的「害群之馬」,不能讓其變成「無掩雞籠」。在專制地區,肅清教師向來是政府作民族建構,以及意識形態統戰的重要一步,其中一個經典例子是佛朗哥年代的西班牙。

今年 10 月,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副教授 Laia Balcells 和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學研究員Francisco Villamil,在學術期刊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發表文章,以佛朗哥年代的西班牙為例,分析專制政權肅清教師的邏輯。他們指出,肅清教師很常見,由一些極右的納粹德國、極左的蘇聯,再到 2016 年政變後的土耳其也有。可是,過往甚少研究分析行動背後的邏輯,Balcells 和 Villamil 亦指出很多教師是中低下級公職人員,對政權不足以構成明顯威脅。

兩人就分析 30 年代西班牙內戰期間及結束不久時,佛朗哥政府清洗教育界的行動。1931 年,社會主義者成功迫使國王退位,西班牙第二共和國成立。西班牙經歷短暫的民主和社會現代化實驗,國家走向政教分離,人民得到基本人權。政府廢除了傳統宗教教育制度,推動世俗而進步的課程設計,宗教教義不再是必修,老師和學生的個人意願才是重點,在新教育政策之下,教師成為推動社會改革的動力。

可是,新生左翼政府大刀闊斧的社會改革,觸動了舊勢力的神經,加深各個勢力之間的分歧,包括軍方、天主教會、左翼勢力、保皇勢力;加上經濟大蕭條,人民苦不堪言,各個陣營互相指責,衝突進而暴力化。同時,第二共和國行地方分權,各地的分離主義勢力,例如加泰隆尼亞巴斯克,日益壯大,整個國家面臨各種危機。1933 年,政府改選,右翼勢力勝出,一口氣推翻左翼政府新政;1936 年 2 月,輪到左翼聯盟險勝,要重推新政,很快內戰就爆發了。

這場內戰由 1936 年 7 月,持續到 1939 年 4 月,佛朗哥領導的國民軍和右翼勢力得到納粹德國、意大利和教廷支持,而左翼人民陣線和共和軍就獲得蘇聯和墨西哥幫助,最終右翼勢力大獲全勝。早在戰爭期間,佛朗哥已大幅改組政府架構,實行軍事獨裁管治,把站錯邊的人停職、監禁和處決;戰爭結束後,佛朗哥政府著手揪出政府內部同情左翼勢力的人,由裁判官到下級公務員如郵差和獄卒都不能倖免,而教師更是首當其衝。

萊里達大學歷史學家 Conxita Mir 指出,政權對教師的清算行動特別猛烈,尤其被那些被認為自由民主派的教師,例如加泰隆尼亞政府教育學院出身的人,整個大肅清過程由 1938 年持續到 1945 年。佛朗哥開除所有公立學校教師,他們要再次應徵,才可以重返教席,面試過程要經過政治審查,觀察教師能否展現西班牙民族主義、道德保守主義和天主教信仰。新政府復辟從前教會主導的教育制度,課程和教師升遷都受到嚴格審查。

由大學到小學、資深教師到實習老師,都受到政府委員會嚴格規管。除了馬德里和巴塞隆拿之外,這些委員會都由省政府主導,校監、督學員、家長會主席和兩名官派代表組成。每名受審查的教師都要向委員會呈交報告,描述他們日常生活,以及會如何忠於新政權。委員會會向他們教師的社區領袖,例如神職人員和警長索取人格報告,如果發現有違規情況,委員會則作出裁決,包括調職及停職等。

委員會會在幾份官方文訊刊登他們的裁決,包括罰則、罪狀和教師的個人資料。Balcells 和 Villamil 正正就透過研究當年 13 個省份的官方文訊,還原當年佛朗哥肅清教師的歷史。罪狀通常是與左翼組織有聯繁、有地區民族主義傾向、不忠於國家的核心價值,又或者同情左翼思想。大部分的指控模糊不清,沒有明確指出有甚麼違規行為。戰爭時期,被肅清的老師被視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大多被指控與左翼組織有聯繁;戰爭過後,有巴期克或加泰姓氏的老師,就更易被清算,被調離所屬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