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 5 月，有學者發表文章，稱讚穿上外骨骼的中國外賣員，背上重達百磅的 3 個外賣箱，以自信、輕快的步伐在城市遊走；又稱「網約派送員」「愈來愈為政府及公眾所認可」云云。言猶在耳，本月 11 日，中國外賣送餐平台「餓了麼」的 47 歲外賣員劉進，以自焚方式追討被扣工資，其稱「連命都不要了⋯⋯ 我要我的血汗錢」的自焚片段在中國網絡廣為流傳。「經濟學人」訪問專家學者，指問題在於官方對公民社會的壓制，讓工人更難求助。
「經濟學人」指，儘管像劉這種程度的事件實屬罕見，但不滿待遇不公的情緒，在數百萬零工工人中十分常見。2019 年，位於本港的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便記錄了 142 次外賣、物流及運輸工人的抗議活動（中國官方稱「工人集體行動事件」）；組織更估計，加上未獲紀錄的抗議事件，實際總數可能以十倍計。
加入工會，是工人尋求保障的方法之一。中國也有向工人開放、具中國特色的工會。報道指 2015 年的「全國總工會改革試點方案 」，規定所有工會必須加入由中共領導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 2018 年曾表示，將全力招募包括外賣、速遞員在內的非工廠勞工加入工會。同年，第一家面向零工工人的工會在上海成立，會員約 400 人，主要向工友提供交通資訊講座、「1 元搶購西瓜騎手專享福利」等活動。上海市總工會巡視員何惠娟當時指，新工會要「主動依法科學維護騎手權益」。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敬慈接受「經濟學人」訪問時指，在中國，無論如何改革，工會都是共產黨的一部分。「在當局眼中，工會職員也是公務員之一，所以他們不能做任何違背政府政策的事情。有時，公司老闆也可能是工會的負責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任務不是保護工人的權利，而是維護社會穩定、確保經濟發展。」不僅地方層面如是，事實上，中華全國總工會 2019 年發表的「改革觀察報告」便多次提到「為黨分憂」，例如「工會應該盡快從為黨宣傳轉向『為黨分憂』，從準行政機關轉變為『工人利益的代表』。」
工人自發爭取權益的行為，在 2015 年起備受打壓。「經濟學人」回顧，2011 年廣東省一家錶廠的員工，在工會沒有積極介入下發起罷工，最終以集體談判方式，成功向經理討回拖欠 5 年的 7 成加班費。2014 至 15 年間，廣東利得鞋業工人，亦通過集體談判成功爭取多項權益。不過報道認為，就在 2015「改革」當年，中共壓制了所有公民社會團體。翌年，廣東 3 名勞工維權人士被指策劃、宣傳、組織利得鞋廠罷工事件，被判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成。2018 年，深圳佳士科技工廠有工人嘗試自組工會，即遭不明人士毆打，有涉事工人被開除；警方更逮捕部分工人，多名聲援團體的成員失去聯絡。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陳慧玲指，自己採訪的 350 名送貨員中，沒有人知道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工作內容。在 2015 年改革工會前，中華全國總工會會直接與工人接觸，甚至嘗試呼召集體談判、為工廠工人舉辦培訓課程。但陳認為：「現時隨著黨在整個中國社會重新確立其領導地位，工會對工人的培訓，往往於當地的『黨群服務中心』進行。箇中又涉及告訴工人不要罷工、抗議；如有爭議，交由他們負責調解或仲裁。」
報道指，中國官方對工會改革的描述，乃強調要加強黨對工會的領導、憑藉總工會的組織規模，提升黨在基層間的重要性，而且不欲工人間彼此團結，自行爭取權益。康奈爾大學國際與比較勞動系副教授 Eli Friedman 則指，改革後的工會體制「有時候確實對工人有益」，「假如翻查仲裁或訴訟的最終結果，會發現他們通常傾向工人多於資方。」但他提醒，過程需時甚長，而且並不順利。2019 年，工會以仲裁方式處理超過 210 萬宗糾紛，涉及 240 萬名工人，「大多數工人都沒有時間或金錢去處理法院仲裁。」Friedman 解釋：「若然同一事件裡有 50 名工人追討欠薪，工會第一件事就是將它拆分成 50 個個案。」
美國杜克大學政治學博士生羅蘭（Viola Rothschild）在去年 5 月的文章裡，除了讚賞中國雨後春筍般的零工經濟，亦引述了不少中國新聞網站，提出「推動零工經濟政策改革」、「在法律上闡明零工經濟的勞資關係」、「為零工工人提供多元化就業服務」的倡議。大半年過去，工人的勞動保障落實了嗎？早年的工會改革，能否有效為零工工人爭取權益？Friedman 對工會改革下，零工工人的權益前景表示極其悲觀。他相信工會根本無法代表這類工人行使集體談判權，因為他們在法律上不屬僱員身份。「日經亞洲評論」（Nikkei Asia）文章便指，自獨立工會被禁止以來，大規模的工業罷工在中國極少見，但並不能阻止心懷不滿的工人，在社交媒體宣揚自己在工作上面對的苛待。近期劉進自焚事件，無疑反映了當地零工經濟的陰暗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