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476 年,日耳曼蠻族消滅西羅馬帝國。帝國雖已覆亡千餘年,卻仍深深影響著歐洲以至世界 —— 10 億人口使用拉丁語系語言、羅馬法塑造現代民法、羅馬建築風格廣受後世仿傚、帝國中後期接受基督信仰,至今基督宗教仍是世上最大宗教。也許有人為帝國衰亡而婉惜,但史丹福大學古典學與歷史學教授 Walter Scheidel 認為,若帝國沒有瓦解,或純粹被另一類似的龐大帝國取代,世界便不會變得現代化。
相比 1453 年亡於鄂圖曼帝國之手的東羅馬帝國,西羅馬帝國早上近千年滅亡。Scheidel 在學術網站 Aeon 的文章,主要探討西羅馬帝國滅亡的影響。他指當 5 世紀哥德人(Goths)、汪達爾人(Vandals)、法蘭克人(Franks)、倫巴底人(Lombards)和盎格魯-撒克遜人(Anglo-Saxons) 各自組成國家之時,羅馬的統一秩序便在西歐消失。即使日耳曼民族最初嘗試沿用羅馬管治方式,但他們維持重要基礎設施運作的能力拙劣。加上獲封領土的貴族、戰士,免除了農民的苛捐雜稅,卻同時令他們失去稅金收入,難以控制自己的效忠者。
哪怕是查理曼(Charlemagne)在公元 800 年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死後不久帝國依然分裂。Scheidel 形容往後數個世紀,地方貴族日趨主張自治、騎士們則建立了自己的城堡,導致王權萎縮,而公元 962 年建立的神聖羅馬帝國,更是從未真正發揮一個統一國家的功用。最終,歐洲分為錯綜複雜的大小領土,貴族、戰士、神職人員、商人在各地爭奪影響力和資源,控制不同的公國、郡縣、教區及城市。
由此,貴族對王權產生一定制約,英國「大憲章」只是眾多例子中最著名的一個。在商業城市,企業家組成行會統籌行動;有時,城市居民會建立民選機制,選出官員管理城市事務;部分城市更成功從領主手上取得認可,確保自身權利。小至大學,也是由自治的學者團體所組織。皇帝顧問團體則發展成早期議會,聚集貴族、高級神職人員、地區或城市代表,他們會捍衛自身利益,迫使國王就徵稅等問題談判。
Scheidel 指,權力碎片化、互相交錯下,沒有任何一方可以佔據上風。各方通過協商處理議題,行駛權力受憲制制約。他補充,一旦有國家權力開始集中於國王,已植根的多方勢力便顯得重要。通常情況下,貴族能制約國王,有時議會能制止君主隨心之舉,有時國家已無君主,共和制佔上風。無論細節如何,關鍵是各方勢力並舉,足以判斷不同組織社會方式的利弊。
商業社會的發展,推動大量海外冒險活動;公共債務為持續不斷的戰爭提供資金,又催生了債券市場。資本家已成長至可向政府提供貸款、在殖民地投資及貿易,政府亦反過來為資本家提供保護傘,以免這些資金盟友受外國及國內競爭對手打擊。衝突白熱化,歐洲多國相應出現民族國家意識,如此一來,羅馬般的遼闊帝國不再是各國追求對象;競爭令她們思考如何加緊步伐發展,以保持國家現狀。荷蘭及英國人,便在競爭中開拓全球資本主義秩序。
歐洲實力較強的各國激烈競爭,衝突同時刺激她們向海外擴張 —— 大帝國往往對海外探險無動於衷,反而是身處地緣文化外圍、面積較小的國家,希望從航海取得最大利益。假如歐洲人不向遠洋揚帆,便沒有殖民地、來自玻利維亞的白銀、奴隸貿易、種植園、充足的棉花供給工廠生產。Scheidel 形容,歐洲大國從無休止的戰爭練就軍事技能,再向全球輸出武力征服,一方面自身跳出在歐洲無限輪迴的發展僵局,另一方面則使世上大部分地區為歐洲服務,助長歐洲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
殖民這一環,對幾個世紀前遭殖民暴力壓迫的人來說,自然有殘忍不堪的一面。但科技、工業、醫學等現代化事物,皆通過殖民主義向世界傳播。Scheidel 形容,現代化帶來的種種好處,經歷不公兼冷酷無情的過程,流傳全球,過程痛苦卻勢不可擋。自 18 世紀末以來,人均預期壽命增加一倍以上,人均生產增長 15 倍,貧窮與文盲現象有所減退;同時,人的政治權利,亦在全球傳播。
Scheidel 並不認同,在一個大帝國統治下,人人就能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因為沒有向遠洋擴展意欲的帝國,在推崇自由、創新、可持續增長方面亦會有局限。堅持大片領土管治,管理能力卻有限的帝國,亦要面對分裂和入侵,破壞原來的經濟。他舉例,中國便屢屢遭草原民族入侵、群雄割據、農民起義。而西羅馬帝國覆亡後,不是被其他大帝國取代,反而分裂為不同勢力並立,各自發展、競爭,是歷史上唯一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