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476 年，日耳曼蠻族消滅西羅馬帝國。帝國雖已覆亡千餘年，卻仍深深影響著歐洲以至世界 —— 10 億人口使用拉丁語系語言、羅馬法塑造現代民法、羅馬建築風格廣受後世仿傚、帝國中後期接受基督信仰，至今基督宗教仍是世上最大宗教。也許有人為帝國衰亡而婉惜，但史丹福大學古典學與歷史學教授 Walter Scheidel 認為，若帝國沒有瓦解，或純粹被另一類似的龐大帝國取代，世界便不會變得現代化。
相比 1453 年亡於鄂圖曼帝國之手的東羅馬帝國，西羅馬帝國早上近千年滅亡。Scheidel 在學術網站 Aeon 的文章，主要探討西羅馬帝國滅亡的影響。他指當 5 世紀哥德人（Goths）、汪達爾人（Vandals）、法蘭克人（Franks）、倫巴底人（Lombards）和盎格魯-撒克遜人（Anglo-Saxons） 各自組成國家之時，羅馬的統一秩序便在西歐消失。即使日耳曼民族最初嘗試沿用羅馬管治方式，但他們維持重要基礎設施運作的能力拙劣。加上獲封領土的貴族、戰士，免除了農民的苛捐雜稅，卻同時令他們失去稅金收入，難以控制自己的效忠者。
哪怕是查理曼（Charlemagne）在公元 800 年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死後不久帝國依然分裂。Scheidel 形容往後數個世紀，地方貴族日趨主張自治、騎士們則建立了自己的城堡，導致王權萎縮，而公元 962 年建立的神聖羅馬帝國，更是從未真正發揮一個統一國家的功用。最終，歐洲分為錯綜複雜的大小領土，貴族、戰士、神職人員、商人在各地爭奪影響力和資源，控制不同的公國、郡縣、教區及城市。
由此，貴族對王權產生一定制約，英國「大憲章」只是眾多例子中最著名的一個。在商業城市，企業家組成行會統籌行動；有時，城市居民會建立民選機制，選出官員管理城市事務；部分城市更成功從領主手上取得認可，確保自身權利。小至大學，也是由自治的學者團體所組織。皇帝顧問團體則發展成早期議會，聚集貴族、高級神職人員、地區或城市代表，他們會捍衛自身利益，迫使國王就徵稅等問題談判。
Scheidel 指，權力碎片化、互相交錯下，沒有任何一方可以佔據上風。各方通過協商處理議題，行駛權力受憲制制約。他補充，一旦有國家權力開始集中於國王，已植根的多方勢力便顯得重要。通常情況下，貴族能制約國王，有時議會能制止君主隨心之舉，有時國家已無君主，共和制佔上風。無論細節如何，關鍵是各方勢力並舉，足以判斷不同組織社會方式的利弊。
商業社會的發展，推動大量海外冒險活動；公共債務為持續不斷的戰爭提供資金，又催生了債券市場。資本家已成長至可向政府提供貸款、在殖民地投資及貿易，政府亦反過來為資本家提供保護傘，以免這些資金盟友受外國及國內競爭對手打擊。衝突白熱化，歐洲多國相應出現民族國家意識，如此一來，羅馬般的遼闊帝國不再是各國追求對象；競爭令她們思考如何加緊步伐發展，以保持國家現狀。荷蘭及英國人，便在競爭中開拓全球資本主義秩序。
歐洲實力較強的各國激烈競爭，衝突同時刺激她們向海外擴張 —— 大帝國往往對海外探險無動於衷，反而是身處地緣文化外圍、面積較小的國家，希望從航海取得最大利益。假如歐洲人不向遠洋揚帆，便沒有殖民地、來自玻利維亞的白銀、奴隸貿易、種植園、充足的棉花供給工廠生產。Scheidel 形容，歐洲大國從無休止的戰爭練就軍事技能，再向全球輸出武力征服，一方面自身跳出在歐洲無限輪迴的發展僵局，另一方面則使世上大部分地區為歐洲服務，助長歐洲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
殖民這一環，對幾個世紀前遭殖民暴力壓迫的人來說，自然有殘忍不堪的一面。但科技、工業、醫學等現代化事物，皆通過殖民主義向世界傳播。Scheidel 形容，現代化帶來的種種好處，經歷不公兼冷酷無情的過程，流傳全球，過程痛苦卻勢不可擋。自 18 世紀末以來，人均預期壽命增加一倍以上，人均生產增長 15 倍，貧窮與文盲現象有所減退；同時，人的政治權利，亦在全球傳播。
Scheidel 並不認同，在一個大帝國統治下，人人就能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因為沒有向遠洋擴展意欲的帝國，在推崇自由、創新、可持續增長方面亦會有局限。堅持大片領土管治，管理能力卻有限的帝國，亦要面對分裂和入侵，破壞原來的經濟。他舉例，中國便屢屢遭草原民族入侵、群雄割據、農民起義。而西羅馬帝國覆亡後，不是被其他大帝國取代，反而分裂為不同勢力並立，各自發展、競爭，是歷史上唯一的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