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徐州豐縣一個叫董集村的地方，有一個育有八子的母親被囚禁、虐待、強姦（不要學某些人偽理性客觀公正高呼證據何在，只憑為人的基本常識自行判斷），精神失常，飢寒交迫，甚至遭鎖鏈纏頸，而被憤怒的網民命名為「徐子八」—— 顯然是為了諷刺獲官方加持，專門 hard sell 中國農村詩情畫意的網紅「李子柒」。
說實在，對於我等有幸經歷過自由香港，深受英美文化薰陶的「假洋鬼子」而言，可以作何評論呢？有如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當他們正興致勃勃打聽第一屆世界博覽會的時候，卻聽說巴布亞新畿內亞又發生一宗吃人事件，他們也不知該如何反應。
當然，這件事還是震驚了不少生活在中國城市的年輕人，他們不斷質問：譬如，拐賣婦女兒童的罪行，為何低於走私稀有動物譬如鸚鵡或者金絲猴？又或者，無數的監控鏡頭，為何很少抓到人販子，或者找到走失兒童？為何當地多家「媒體」參觀這個赤貧家庭，竟無人覺得母親遭鐵鏈鎖頸，是一種反人類的行為？嚴密的戶籍制度，猛烈的生育政策，偏偏這時都失效了？
換言之，這一切突破文明底線的狀況，在當地村民以及官府看來，一概正常，其所謂的丈夫，據說「獨自」養育八名兒女，也被稱為「父愛如山」，目前已獲官府救濟與多方援助，或許還可以當作「三孩」國策的宣傳典範，也未可知；但凡入村關注女子下落（至少看看她頸上的鎖鏈是否解落）的熱心公民，已經被當地政府以「疫情」為由攔住，不得內進。
Okay，所有正常人類應有的義憤填膺，我便不再贅述了。只不過，有人提出，極端恐怖的罪案，陽光之下遍地都有，「天下烏鴉一般黑」，為何偏要拿中國說事？
的確，「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販賣婦女的罪惡勾當，的確非中國獨有，但是，如此系統化、制度化，確保順利「吞吃人」而獲得當地族群以及官方默許、認可甚至嘉獎的局面，環顧這個地球，應難有雷同。
拐賣婦女兒童的運作，是中國這片土地悠久的傳統。即使在帝王專制的古代，也視為十惡不赦的重罪，譬如「唐律」對人口販子的懲處，按販賣「用途」有別：賣作奴的處絞刑，作家丁的流放，作妻妾的勞役三年；元朝則不分這種用途，販子一律處死；「大清律例」則不論買賣是否成交，也不論賣作何用，都處以絞刑。
但是，嚴刑峻法也抵不住民間的龐大需求。事實是，在人口販子主導的拐賣之外，還有父母（或者族長）主動出售，或自己被迫典身，以及自行閹割「求職」的各種人口買賣，不啻於生存之道，將人與牲畜同等處置（可以參看晚清照片，被鎖在木籠裡的囚犯，或者手腳綁起，和豬羊一般架在扁擔上的模樣），是中國廣闊赤貧地區的客觀現實。
真正的問題來了：為甚麼在這樣大規模赤貧的地方，有如此強烈的繁衍意願？世代在生存邊緣掙扎的狀態，是否已經導致「人格」意識的徹底缺失，而人只被視為資源、工具和物品，甚至是蛋白質的來源，如此苟延下來的傳統「文化」，存在的意義是甚麼？這種方式的人口繁衍，其生活習慣以及思維方式的根植，是作為對文明人的一種警示，而不得不保留的樣本嗎？
這種一層又一層盤剝壓榨，不將人當作人的價值觀，在中國這座專制金字塔裡倒是上下階層一脈相承，其中從來沒有貴族人格，更沒有宗教的人道精神，人文主義。中國史上的很多帝王，也是從豐縣這種村裡一路爬上去的，譬如附近的沛縣，就是劉邦的出生地，還有出朱元璋的鳳陽，出洪秀全的金田，他們當了皇帝以後的德性，與這個給「妻子」頸上套鎖鏈的男人，從來就沒有甚麼分別。
中國大作家賈平凹寫過一本以拐賣婦女為題材的小說，此時被翻出了舊賬，因為他明白說過：人口買賣雖然「從法律角度是不對的，但是如果他不買媳婦，就永遠沒有媳婦，如果這個村子永遠不買媳婦，這個村子就消亡了。」
這樣的村子消亡了，可惜嗎？一而再再而三出產朱元璋、張獻忠、洪秀全之類的村子，如果消亡了，難道是人類文明的損失嗎？正常人類只會對這種地方居然還沒有消亡感到毛骨悚然。
最後，請原諒我透露一個令人倒足胃口的細節：案中這個姓董的村夫竟然為長子取名「香港」。自香港開埠 181 年來，即使近兩三年發生了斷崖式的文明坍塌，「香港」這個名字，竟然會和一個甚麼董集村，這種好像魔幻小說裡的山旮旯搭上關係，如此隨意安在一個可以眼睜睜看著母親被鎖在黑屋裡的中國農村男子身上，簡直不能更作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