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帥性侵犯醜聞、徐州楊姓婦女鐵鏈囚虐事件、谷愛凌國籍問題，冬季奧運會前後，中國發生三宗與女性權利有關的事件，中外矚目。
女性主義在西方是十年來急速冒起的社會課題。女性尊嚴地位，在西方國家最高，阿拉伯伊斯蘭世界苦不堪言，在中國則最為複雜。
表面上，中國前外經貿部部長吳儀、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國務委員劉延東，在牌面上對外宣講的「中國故事」，中國婦女的地位貌似不低於西方國家。但一旦爆出彭帥和徐州事件，卻往往令西方傳媒輿論瞠目結舌。
中國的女性主義課題，研究渠道將因為中國局勢迅速倒回原教旨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狀態而中斷。訊息不透明、記者遭到驅趕、學術自由大為收窄、數據難以搜集，令彭帥案和徐州案之類的新聞，以後更難曝光，更流於地下社交媒體的申訴與交流。
西方對於中國女性社會地位的認知，長期處於模糊和誤解狀態。
1972 年尼克遜第一次訪問中國，江青和周恩來為尼克遜安排的唯一娛樂節目表演，就是芭蕾舞「紅色娘子軍」。接受美國女學者維特克訪問、撰寫回憶錄的江青，也是女性對女性的一場對話。江青強調自己身為中國婦女，如何一步步由上海電影界到延安，攀登到北京的權力寶座，令維特克這本江青傳記，披上了一層女性主義的浪漫色彩。
半世紀以來，西方漢學家對中國認知的誤區，大部分就是對中國婦女社會地位的誤區。「婦女能頂半邊天」，這句話的英譯，令拜登也引為口號呼喊以取悅國內的婦權人士，可見中國 70 年代對西方的宣傳，婦女形象的包裝、潛移默化，相當成功。
但幾十年來的文宣，卻因彭帥事件而遭到致命一擊。徐州楊姓女奴囚虐案，更揭露了中國婦女在「世界工廠」的全球化生態鏈中，不但處於下游，而且人權之踐踏，不下於二百多年前明清社會。
尤其徐州案，更連接到非常龐大的人口販賣產業。不但拐帶兒童，婦女也是拐賣對象。中國地大物博，經濟懸殊，貧困地區的婦女一旦被擄走，可能就禁閉在地下室暗無天日。同理，城市的女嬰，也可以拐帶到農村，成為生育工具。中國始終是一個男權根深蒂固的社會，所謂婦女翻身得解放，仍是一個神話。
本來中國可以利用香港的一位女特首，為中國女性主義論述進一步洗白，與台灣的女總統分庭抗禮。但這位特首不太爭氣，為中國 21 世紀女性主義的故事，又添上新的污點。
偏偏谷愛凌此時以「在美國，我是美國人、在中國，我是中國人」的投機形象出現，觸怒了美國輿論。中國的女性，與美國人極為敏感的種族主義混合，產生的敏感效應，不下於連爆兩顆原子彈。
谷愛凌本來回國後，可以打起種族主義和女性被欺凌的旗號，在國內爭取同情。無奈這屆冬季奧運會的地點在北京，而不是北歐。她的中國母親，看中中國市場龐大的代理廣告利益，這一點也被西方傳媒查清。谷愛凌本來是女性主義加文化研究的最佳樣本，但陷入新冠狀的亂世，本來一隻蝴蝶，在一個畸變的政治環境，看上去也成為一隻毒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