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RROR 演唱會發生的嚴重意外已發生近一個月，隨著演唱會事故調查小組公佈一些初步結果，例如主辦單位把巨型屏幕的重量單位由 500 公斤錯報為 500 磅，事件再次受到人們廣泛關注。有人把焦點放到行業生態，以及過去兩年的人才流失問題之上，而同樣值得思考的一點，是學界近年經常討論的「企業問責」（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要大企業問責，社會資訊流通很重要。
問責研究過去主要集中於公營機構，強調在制度上，要對政府官員的權力運用有監督制衡。不過，近年學界的焦點慢慢延伸到商業機構。根據英國非牟利組織 Global Justice Now 在 2018 年發表的研究報告，全球最大規模的 100 個經濟體中，有 69 個是跨國大型企業，國家政府只佔當中 31 個，報告點名提到沃爾瑪、蘋果和蜆殼公司的經濟規模更超俄羅斯、比利時和瑞典。報告指企業的龐大力量，正正是很多社會問題的核心，但市民往往難以使其問責。
密芝根大學商學院教授 David Hess 的研究指出，企業問責關鍵在於資訊透明度，其中一個形式是鼓勵企業定期做「社會報告」（social reporting），講述企業如何在各個層面如何實踐企業責任。而歐美各國近來也進行多項法律改革，保障企業私有產權，同時確保涉及公眾和個人利益的資訊得以流通。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歐盟的「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市民可要求資料控制方交代其個人資料的使用方法和目的，以防被誤用。
因此，要做到企業問責，社會的制度環境十分重要。2005 年突尼斯舉行的「資訊社會世界峰會」（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上，津巴布韋記者 Taurai Maduna 就提到：「如果沒有言論自由，我們甚至不能討論究竟是誰偷走了大家的食物。」近年，很多研究都把能否令企業問責，聯繫到整個公民社會的健全程度。其中跨國的民間組織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就一直提倡「股東行動主義」（stakeholders activism），透過組織股東的集體行動迫使公司負起社會責任。
除了「股東行動主義」，近年學界也關心所謂的「消費者行動主義」（consumer activism），有人組織消費者杯葛罷買，又或者良心消費，如支持公平貿易和綠色企業，來推動社會變革。另一個資訊學學者關注的議題是「吹哨人運動」（whistleblower），即公司內部的職員，出於公義而向大眾揭發僱主的違法行徑，過去香港的「沙中線」醜聞就是一個經典例子。與「吹哨人」相應的，還有「調查新聞」（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由記者抽絲剝繭，讓無良企業現形，其中最重要的案例是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揭發的「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
不過，無論是「股東行動主義」、「消費者行動主義」、「吹哨人運動」，抑或是「調查新聞」，各種可以推動大企業問責的社會力量，最終還是要有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以及保障言論自由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