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導演張婉婷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本來好評如潮，更獲得第 29 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電影獎，但數日前爆出醜聞，原來被拍攝的學生們一直都以為只供校內播放，從來沒有同意以商業電影的形式公映，結果一星期內就宣佈下架。
有人認為當年本人和父母既然簽了同意書，今天就不能反口；或者是因為關於自己的片段比較負面，才搞出此等麻煩。大家必須認清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是次事件中，導演和學生是訪問者和受訪者的關係，不是僱傭關係，主角之一提供給媒體的同意書也證實了這點。學生沒有收取報酬，基於「紀錄片」的題材性質，事實上也不應該有酬勞。
在義務訪問的關係中，受訪者因甚麼理由而拒絕授權是毫不重要的，因為他本來就擁有在任何時間因任何理由退出的權利。沒有授權的訪問內容就不能夠使用，製作者花費了多少時間精力也不是考慮因素，這是訪問方法論中本來就存在的風險。
在學術制度中，任何研究計劃都需要通過倫理委員會的審查。嚴格而言，「需不需要通過審查」都是審查內容之一，所以即使你做的是文學文本分析，理論上都要向倫理委員會報告。審查最嚴密的當然是存在人類或動物生理實驗的醫學研究，其次是人類學和社會學等，進行社會訪問和觀察的調查，當中尤以涉及未成年對象的研究最嚴緊。
筆者讀研的第一學期已經需要修讀有關研究倫理的科目，其中一位分享者是醫療人類學的老師。她表示自己曾經有一個計劃是研究患者、患者家屬以及醫生護士的關係，但最後患者和患者家屬要脅研究者幫助他們爭取權益，否則不同意資料的使用授權，結果她 2 年間收集的資料完全白費。
以上不單是研究者的基本知識，在媒體傳播學中也是必修內容。如果是初出茅廬的製作者，犯錯或可以經驗不足推搪，以謝罪檢討作結，但以張導演的年資，這實在不是能夠簡單原諒的過失。加上這不是一時半刻的疏忽決定，而是長達 10 年間深思熟慮後的結果。事件發生後，網民翻出她過去種種劣行，由冒簽到無許可下進入比賽場地做訪問都有。在歷年的訪問中，本人直認不諱，對黑歷史毫無悔意，反認為是為拍攝成功的小聰明。
也許在差不多的國度中，為了主旋律而犧牲一兩束韭菜是符合國情的。但文明的制度裡，這是訪問倫理中，應當釘在恥辱柱上的反面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