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人社會,禮金多寡往往被視為準新郎對女家的誠意。香港有調查顯示,2018 年起禮金中位數維持在 5 萬港元,到 21 年上升至 6 萬。據「紐約時報」報道,中國聘禮金額近年更大幅飆升,在一些省份平均約 14 萬人民幣,不少人難以負擔而無法成婚。面對人口及結婚率皆降的威脅,官方就想到打擊高昂聘禮,以鼓勵適婚者成家。
上月,江西省吉安市遂川縣戴家埔鄉舉行「適齡未婚女青年座談會」,由官員「倡導婚嫁新風」,摒棄落後習俗,要求席上「女青年」簽署抵制高價聘禮的承諾書。事件成為網上熱話,有評論質疑為何要將解決婚嫁問題的重擔落在女性身上,亦有人建議官方為男性召開類似會議,教他們在婚姻中成為更講求平等的伴侶。
一些地方政府不但開始此類宣傳活動,要求未婚女性之間不要互相比較,競相要求男方付出大額聘金;有鎮幹部更設立聘禮最高限額,或直接介入家庭私下談判。這些舉動雖有助某些人消除結婚難題,政府的行動仍被指加深社會對女性的偏見。
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Universidade de Coimbra)研究農村的人類學教授 Gonçalo Santos 指出:「與大多數有關婚姻的國家政策一樣,女性會成為針對目標。這是家長式的呼籲,要女性維持社會秩序及和諧,充當妻子及母親的角色。」
但在一孩政策實行 40 年間,父母傾向只要兒子,導致男女比例失衡。在農村地區,男性比女性多出 1,900 萬人,加上不少農村女性都想嫁到城市,以獲得城市戶籍,讓子女入讀更好的學校,住屋及醫療條件亦較佳。這令農村貧窮男性家庭要花更多年存錢或借貸才能結婚,變相令他們陷入更深的貧窮當中。
另一方面,女家要求高額禮金,部分也是為了生活保障,這筆錢可作為低收入家庭意外醫療費用,或其他緊急情況積蓄。研究人員表示,父母的壽命更長,女性會要求更高的聘金,補貼老一輩的生活。所以社會學家表示,要遏制高額聘金,政府需要投放更多資金在育兒及老人醫療之上。
隨著新一代女性教育程度提升,也逐漸改變對聘禮的看法。2020 年中國一項涉及 1,846 人的調查發現,約 10% 人認為不需要聘禮,而受訪者學歷愈高,送出或收到的聘禮愈少。至於不需要聘禮的最大原因,則是認為彼此相愛就已足夠。
觀念縱在改變,但官方認為高額聘金是迫切問題,或會阻礙經濟發展,令社會不穩定。全國各地正努力宣傳無需聘金也可結婚的信息,南昌政府就於婦女節在大型體育館舉行免費集體婚禮,由地方官員見證百對新人在婚禮上作出「不要彩禮(聘禮)要幸福」的宣言。中國各地仍有很多居民,在網上向地方官員投訴結婚費用過高,地方政府則會介入調查,甚至到女方家中查問,多番調停以降低聘禮金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