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易希
倫敦大學學院紀錄片碩士
在眾多影片類型當中，紀錄片一向是比較冷門的選擇，但過去十幾年裡，世界各地觀眾對於這創作類型的興趣持續提高，就連 Netflix、Hulu、Disney+ 等大型串流媒體平台也逐漸增加紀錄片選擇。近年紀錄片亦慢慢打進學術界，成為可承認的研究方法之一。愈來愈多學者開始將紀錄片製作應用於他們的研究，以生產和傳播知識（Fitzgerald & Lowe, 2020）。
乍看之下，紀錄片與劇情片之間最大分別在於「真實性」。所謂的紀錄片就是紀錄「真實」，把過去某件事，透過影像呈現出來，所以作為學術研究的一種方法聽起來理所當然，但學術界對於其使用卻褒貶不一。一方面，紀錄片製作被認為在質性研究中具有獨特優勢，因為研究者可透過鏡頭來捕捉真實場景和人物細節，提供豐富的資料和深刻洞察。相對於錄音機，攝錄機能捕捉很多聲音和文字不能記錄的細節，讓研究者留意到聲音以外的各種線索。這些細節往往可以帶出事物不同層次的意義，或揭示事物的另一些特質。然而另一方面，紀錄片也被批評為一種過度簡化和主觀性強的研究工具。不過，即使是優勢或是批評，紀錄片製作跟傳統的質性研究過程有很多相似點。
每個紀錄片項目的核心其實離不開研究：它的本質就是從批判性觀察和分析開始，只是以一個視覺故事而非論文作為研究結果（Morgan, Game & Slutskaya, 2019）。跟傳統的學術研究一樣，每個紀錄片通常始於一個假設或一系列問題。製片人會從這些問題出發，設計一個從資料收集到剪接的電影製作計劃。然後，他們會用與質性研究相似的方法，如訪談（interviews）和參與研究（participant observation）等收集「數據」。最後，他們會在剪接過程中進行「數據」分析和解釋。
很多紀錄片的製作過程本來就是一種質性研究。以導演馬智恆花了 4 年時間來拍攝的獨立紀錄片「岸上漁歌」（Ballad on the Shore）為例，這部片帶觀眾走訪塔門、大澳及香港仔等地方，找來香港仍懂得吟唱漁歌的漁民，追訪他們的故事，深入描繪了香港漁民的生活和一種被遺忘的文化，並呈現出一個社群的共同價值觀和經驗。它探討的問題，基本上是關於現代化和城市發展對與香港傳統文化的影響。導演和團隊投入大量時間深入漁民日常生活，與漁民建立密切的聯繫，並透過參與觀察來捕捉他們的情感和價值觀，以及他們與大海和土地之間的聯繫。製作團隊也採用了深度訪談的手法來展現漁民個體的經歷，反映出整個社群對於未來的擔憂和期望。
一個故事應該有不同面向的真實，而紀錄片作為一個研究方法可以讓研究者透過不同感官，如聲音、影像、文字等來收集線索和分析問題。紀錄片製作或許可以跟傳統的學術論文寫作相輔相成，讓研究者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現研究主題，讓更多人理解主題的多重意義。
引文
- Fitzgerald, A., and Lowe, M. 2020. Acknowledging Documentary Filmmaking as not Only an Output but a Research Process: A Case for Quality Research Pract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19.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1609406920957462
- Morgan, Rachel, Annilee M. Game, and Natasha Slutskaya. 2018. Qualitative Research through Documentary Filmmaking: Questions and Possibilities. In Catherine Cassell, Ann L. Cunliffe, Gina Grandy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Methods; Vol. 2: Methods and Challenges. London : SAGE Publications, 329-3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