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中國通謝淑麗（Susan Shirk），曾在其著作「中國：脆弱的強權」（China：Fragile Superpower）中，形容中國政府為一個靠鼓動民族主義情緒來維持正當性的政權，雖表面強大，但實質脆弱。近年的何韻詩及周子瑜事件凸顯中國某些國民受到鼓動後，往往表露出一種激進剛憤的民族主義情緒，這些情緒把與達賴喇嘛合照、參加雨傘運動及揮動中華民國旗視為支持藏獨、港獨及台獨，完全不合邏輯。
有學者認為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發展歷程，伴隨著一系列外敵入侵與割地賠款等的屈辱歷史，帶有非常強烈的國家至上的主權意識及受害者心態。所以，某些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會視經濟強大為「民族復興」。他們不但會被國家與鄰國的領土爭議觸動神經，更會向一些在某些議題與現政權意見相左者口誅筆伐。
梁啟超曾言「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始」。甲午戰敗，國家更面臨列強瓜分，國人有著幾近亡國的危機感，悲情受害的民族情緒亦於此時萌芽。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萌芽於甲午戰爭，而兩國金融制度建設的差距為戰爭的成敗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故中國的激進民族主義可說是一種金融造就的民族主義。
在當時格局，中日兩國皆因西方帝國主義入侵而變法圖存。清廷自 1861 年開始洋務運動，在軍事、工業、教育及通訊等範疇上進行改革，而日本則在大概 7 年後開始明治維新，全面模仿西方制度。
從 1861 年籌建北洋水師到 1888 年正式建軍的 27 年間，清廷共投入海軍經費一億兩白銀，每年合計 300 萬兩銀，建立了一支以「定遠」及「鎮遠」兩隻鐵甲艦為首，號稱亞洲最強的海軍艦隊。然而，軍事現代化改革需要龐大的軍費支出。清廷早前因依賴地方團練對抗太平天國，使部分財政權落入地方督撫之手，而且當時中國的金融始終依附於政府財政，政府收入來源仍然只有稅收一門。清廷籌措軍費手段有限，致使北洋水師從成軍至甲午戰前的 6 年間，軍費支出已縮減至約佔財政收入的 1.6%。計及從廣州水師調來的魚雷巡洋艦「廣乙」及「廣丙」於 1891 年下水之後，北洋水師已再沒添置新的大型艦艇。
反觀全面模仿西方制度的日本，早於 1873 年開始設立銀行，奠定銀行業作為日本金融體系核心的基礎。有了金融機構，維新政府便可透過公債融資以籌集巨額軍費。公債使日本能先使未來錢，利用國家信用把民間資金和未來的收入轉換成當下的消費力。1879 年，日本確立了「舉借地方政府債必須通過議會決定」的原則，從此拉開了地方政府舉借債務的序幕。公債充實軍費，日軍不但向英國造船公司 Armstrong Mitchell & Company 訂購了兩艘堪稱當時最先進及高效能的巡洋艦：「浪速」及「吉野」，更成功自行研發「下瀨火藥」，使軍艦炮彈能夠引發爆炸，攻擊力更強。
日本在甲午戰爭的軍事預算高達 1 億 6 千萬兩銀，但只動用了當中約 8 千萬兩銀。反觀清廷政府從民間籌集到的軍費不過 3 千萬兩銀子，戶部在戰時更以停止工程、核扣俸廉、增加及預繳稅款等緊急措施籌措軍費。正因為清廷莫財，擱置了向智利海軍承讓比「吉野」略勝一籌的巡洋艦 Blance Encalada。
甲午之役，「小日本」大敗滿清，並把所獲的 2 億兩白銀賠償進一步投入軍事支出，並透過公債發行擴建海軍，成為當時亞洲軍事強國。日本於甲午戰爭投入軍費達政府開支 3.74 倍，於日俄戰爭是 4.15 倍，到二次大戰時已是 9.16 倍。確實，公債融資支援日本軍國主義的崛起。
除了軍事賠償外，清廷還要割讓台、澎，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列強遂肆意藉調停有功，劃定勢力範國。中國的軍事及經濟遭受重創，幾被瓜分。而且，相對敗於英、法等西方列強手上，敗於「小日本」使國人在精神上的打擊更加沉重和屈辱。自甲午而起，中國正式經歷長達 50 年屢遭外侮及淪為次殖民地的黑暗歲月。現在某些激進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對外部世界的敵視和戒備，正是萌芽於這場以金融建設定成敗的戰爭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