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備一車車流放到西伯利亞的人。畫家 Aleksander Sochaczewski 作品:Farewell Europe!(再見,歐洲) 圖片來源:wikicommons

或許你也聽過,一種俄國獨有的懲罰:流放到西伯利亞。可是,究竟流放到西伯利亞,是怎麼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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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荒涼,位於俄國北部、東至太平洋的西伯利亞,一直是沙俄和蘇聯流放罪犯之地。在那片廣闊而死寂的冰天雪地中,等待罪犯的,只有漫長而無盡的苦役。俄國文學經典「罪與罰」作者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也曾因反對沙皇統治,在 1850 年成為政治犯,遭到流放。刑滿後,他將感受經歷寫成「死屋手記」,在書中,他感嘆:「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地埋葬在這堵獄牆之下了,有多少偉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毀滅在這裏了啊!」

西伯利亞為何會被杜斯妥也夫斯基稱作「活死人之屋」(House of the living dead)?歷史學家 Daniel Beer 在新作 The House of the Dead: Siberian Exile Under the Tsars 中,花上 500 頁篇幅,追溯有關這片不毛地帶與流放懲罰的歷史。

Daniel Beer 形容,在 19 世紀的俄國,遭流放到西伯利亞,在當地的監獄、工廠和礦地勞役,等於聽到一個「慘絕的宣判」(pronouncement of absolute annihilation)。倘若被發配到西伯利亞某條需要長途跋涉,穿山過水才能到達的孤寂小村,流放,對罪行較輕的犯人而言,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死刑。幸運的,或許能像杜斯妥也夫斯基一樣活著歸家,可是,縱使人命仍在,軀殼裡的精神和心靈早已被摧殘得枯萎;至於不幸的人?一去不復返。

畫家 Sergei Dmitrievich Miloradovich 作品:The Road to Siberia (到西伯利亞的路上)。 圖片來源:wikicommons
畫家 Sergei Dmitrievich Miloradovich 作品:The Road to Siberia (到西伯利亞的路上)。 圖片來源:wikicommons

歷代沙皇視「流放」被為清理帝國門戶的手段。雖然後來歐洲進入啟蒙時代,改革刑求原則,除了報應,也講更生,然而,俄國官僚沒絲毫變改。當俄國步入革命此起彼落的 19 世紀,流放者數有增無減。由 1825 年的「12 月黨人起義」到 1905 年的「俄國革命」,前仆後繼的反抗者不斷為西伯利亞提供充足的「人力資源」。

俄國東北部本來就人口稀少,不足以開採該地天然資源,故此,流放不單純是種懲罰,更是俄國拯救經濟的殖民計劃。Daniel Beer 解釋,為了增值當地人口,一旦丈夫遭流放,其妻也須跟從,讓他們在該處落地生根,以利日後發展。採礦、工廠及西伯利亞鐵路等苦役,就是為了振興帝國經濟而作。

在「古拉格」集中營的生活。 圖片來源:wikicommons
在「古拉格」集中營的生活。 圖片來源:wikicommons

不過,相比起英國流放罪犯到澳洲殖民,沙皇的大計失敗得多,並無為西伯利亞帶來繁榮。由於流放者與當地原住民頻生矛盾,日漸釀成武裝衝突,原本應是隔離政治的地方,卻頓時成了革命動蕩之地;隨著西伯利亞鐵路建成,當地交通現代化,流放制的意義亦都減退。1917 年,「二月革命」爆發,推翻帝國,建立蘇聯,流放制隨之「結束」。

可是,那「結束」極其短暫,流放制在蘇聯時期換了樣貌繼續存在,「西伯利亞」其實遍佈全俄。根據「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 Anne Applebaum 所寫的「古拉格的歷史」,在革命成功後,蘇聯帶來新的恐怖統治:列寧執政不久,就將幾千人打入大牢,自此,蘇聯在各地建設近 500 座勞改營,不論重罪、輕罪、政治罪,統統收押在內。1930 年,這些勞改營正名為「古拉格」(Gulag),連蘇聯的領導人史太林也曾在營中服役。據學者統計,囚牢的非人生活和苦役,多年來逼迫過百萬人死於古拉格內

現在,蘇聯已經解體,「流放到西伯利亞」仿似只屬上一個年代的詞語,感覺遙遠,但俄國打壓異見的行為從沒止息。林林種種的收監在今日依舊繼續,獨裁者依舊以為把提出問題的人囚在獄中,問題就不再存在——然而,若俄國多年來的歷史有任何教訓,必然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