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你也聽過，一種俄國獨有的懲罰：流放到西伯利亞。可是，究竟流放到西伯利亞，是怎麼一回事？
因其荒涼，位於俄國北部、東至太平洋的西伯利亞，一直是沙俄和蘇聯流放罪犯之地。在那片廣闊而死寂的冰天雪地中，等待罪犯的，只有漫長而無盡的苦役。俄國文學經典「罪與罰」作者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也曾因反對沙皇統治，在 1850 年成為政治犯，遭到流放。刑滿後，他將感受經歷寫成「死屋手記」，在書中，他感嘆：「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地埋葬在這堵獄牆之下了，有多少偉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毀滅在這裡了啊！」
西伯利亞為何會被杜斯妥也夫斯基稱作「活死人之屋」（House of the living dead）？歷史學家 Daniel Beer 在新作 The House of the Dead: Siberian Exile Under the Tsars 中，花上 500 頁篇幅，追溯有關這片不毛地帶與流放懲罰的歷史。
Daniel Beer 形容，在 19 世紀的俄國，遭流放到西伯利亞，在當地的監獄、工廠和礦地勞役，等於聽到一個「慘絕的宣判」（pronouncement of absolute annihilation）。倘若被發配到西伯利亞某條需要長途跋涉，穿山過水才能到達的孤寂小村，流放，對罪行較輕的犯人而言，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死刑。幸運的，或許能像杜斯妥也夫斯基一樣活著歸家，可是，縱使人命仍在，軀殼裡的精神和心靈早已被摧殘得枯萎；至於不幸的人？一去不復返。
歷代沙皇視「流放」被為清理帝國門戶的手段。雖然後來歐洲進入啟蒙時代，改革刑求原則，除了報應，也講更生，然而，俄國官僚沒絲毫變改。當俄國步入革命此起彼落的 19 世紀，流放者數有增無減。由 1825 年的「12 月黨人起義」到 1905 年的「俄國革命」，前仆後繼的反抗者不斷為西伯利亞提供充足的「人力資源」。
俄國東北部本來就人口稀少，不足以開採該地天然資源，故此，流放不單純是種懲罰，更是俄國拯救經濟的殖民計劃。Daniel Beer 解釋，為了增值當地人口，一旦丈夫遭流放，其妻也須跟從，讓他們在該處落地生根，以利日後發展。採礦、工廠及西伯利亞鐵路等苦役，就是為了振興帝國經濟而作。
不過，相比起英國流放罪犯到澳洲殖民，沙皇的大計失敗得多，並無為西伯利亞帶來繁榮。由於流放者與當地原住民頻生矛盾，日漸釀成武裝衝突，原本應是隔離政治的地方，卻頓時成了革命動蕩之地；隨著西伯利亞鐵路建成，當地交通現代化，流放制的意義亦都減退。1917 年，「二月革命」爆發，推翻帝國，建立蘇聯，流放制隨之「結束」。
可是，那「結束」極其短暫，流放制在蘇聯時期換了樣貌繼續存在，「西伯利亞」其實遍佈全俄。根據「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 Anne Applebaum 所寫的「古拉格的歷史」，在革命成功後，蘇聯帶來新的恐怖統治：列寧執政不久，就將幾千人打入大牢，自此，蘇聯在各地建設近 500 座勞改營，不論重罪、輕罪、政治罪，統統收押在內。1930 年，這些勞改營正名為「古拉格」（Gulag），連蘇聯的領導人史太林也曾在營中服役。據學者統計，囚牢的非人生活和苦役，多年來逼迫過百萬人死於古拉格內。
現在，蘇聯已經解體，「流放到西伯利亞」仿似只屬上一個年代的詞語，感覺遙遠，但俄國打壓異見的行為從沒止息。林林種種的收監在今日依舊繼續，獨裁者依舊以為把提出問題的人囚在獄中，問題就不再存在——然而，若俄國多年來的歷史有任何教訓，必然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