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一宗罪案，勾劃社會病態。有這樣的日本社會，便有這樣的日本小說，便有這樣的日本電影。湊佳苗或東野圭吾的著作，比較側重懸疑性；要更大力抨擊人性醜惡，還有吉田修一的「惡人」和「怒」。這幾年，同類出品實在不少。最新，又有改編自另一作家貫井德郎的「愚行錄」。社會怨氣相當重，跟香港人應該很投契。
「愚行錄」的結構，相對上更加複雜。妻夫木聰飾演的記者，矢志追查一年前的滅門命案。不是那種有幾個疑兇給你猜測誰是 big boss 的格局，側重點反而放在調查動機。透過妻夫木聰前後幾次拜訪男女死者的同事、前度和同學，逐步還原案件的發生過程、原因和妻夫木聰背後隱藏的秘密。導演石川慶，預料之內地採用非常抽離的手法去敘事，大部分情節倚賴角色與角色之間的對談去推進。時空不斷穿梭，視點不停更替，即使導演交代得算相當有條理，依然是一齣極度需要觀眾有耐性及用心才欣賞到的電影。如果你看過「怒」，覺得難以支撐，我會勸你還是放棄比較好。不是為你好，只是不希望你不耐煩時騷擾到身邊的陌生人。
很多人會聚焦在電影開場與結尾的前後呼應。妻夫木聰坐在巴士，有個阿婆企在身邊，另一個大叔隨即喝罵年輕人要讓座。妻夫木聰只好讓座，但假扮身體有殘障，誇張地跌倒在車廂中，讓大叔一臉尷尬，但只可繼續假裝若無其事。是不是很有切身處地的共鳴？我們都一樣，不願意了解事件的全貌，只會選擇認知對自己有利的一面，便習慣地把自己放在道德高地，有恃無恐地對自己看不過眼的所有所有也盡情抨擊。對方的立場是什麼？對方的動機是什麼？對方的訴求是什麼？有重要性嗎？最緊要快快歸邊，用最快速度用最強力度或指責或嘲笑，明哲保身。電影叫「愚行錄」，不知是不思考一味跟大隊人云亦云的大多數算愚，還是相反，到今時今日仍然嘗試代入不同角度希望找到真真正正解決良方的小眾，才算愚。
電影明明在反映日本社會現狀，但香港人卻完全能夠對號入座。例如，說到無論在學校還是職場，階級觀念構成的殺傷力，衍生出出身背景決定一切的困局，對事事講求「贏在起跑線」的我們來說，簡直感同身受。又例如，說到損人利己的自私小人，物以類聚，偏偏能夠得到最大的成功，望著身邊愈來愈多自我中心到極點的人類，無疑也是一種極寫實的觀察。問心，你是否也認識很多對陌生人對情人對朋友帶來傷害後，能夠輕易合理化，甚至無視，甚至覺得被傷害者只是想搞大件事，然後會安安樂樂不帶一點內疚便輕鬆過活的香港人？電影或小說當然可以寫到以上人物遭遇殺身之禍，大快人心。現實嘛，多數是手執大權，天也收不到。以此作準則，現實世界的確比杜撰的世界，更加殘酷一千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