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黨大勝眾議院選舉，安倍晉三亦續任首相，其修憲大計又再邁進一步。不少人憂慮，假若修憲事成，日本得以在海外用兵，最終恐導致軍國主義復辟。但對於「神風敢死隊」這種軍國主義產物，當今日本青年又是如何看待？英國廣播公司記者大井真理子就此進行專題報道，並製作紀錄片 The Kamikaze 探討現況。
二戰時期，「神風敢死隊」成員為效忠天皇，駕駛戰機撞向敵軍目標，務求同歸於盡。最終僅得 10% 的任務成功，沉沒約 50 艘盟軍戰艦，因此喪生的年輕機師，相信多達 3,000 至 4,000 人。大井讓 3 名青年表達對這些死士的看法，他們分別表示荒謬、英勇、愚蠢。特別是當哥哥池澤舜平聽到弟弟匠形容敢死隊隊員為「英勇」時，他極為震驚：「我怎麼不知道你是這麼右翼？」
日本社會對「神風敢死隊」的評價仍有分歧，部分歸咎於他們的事跡常被當作政治道具。靜岡大學情報社會學科副教授 MG Sheftall 解釋：「在盟軍統治日本的 7 年內，他們最提防『神風』的聲譽。」那時候，這種自殺式戰術被描述為「瘋狂」舉動，「但當盟軍在 1952 年撤離日本，右翼民族主義者積極行動，甚至以幾代人的努力，重奪關於『神風』的話語權。」
「在 7、80 年代，絕大部分日本人認為『神風』是種羞辱的事，是一宗國家對他們家人所犯下的罪行。但到了 90 年代，民族主義者開始『試水溫』，看他們能否將『神風』機師稱為英雄。當他們沒受到太大阻力，膽子就愈來愈壯。」2000 年後，甚至有「我為你而死（俺は、君のためにこそ死ににいく）」及「永遠的 0（永遠の 0）」這類把「神風」機師描述成英雄的電影上映。
右翼藉著大眾文化，為「神風敢死隊」樹立好形象，此舉相當成功。池澤匠便承認，覺得「神風」機師英勇是受到電影影響。不過憧憬是一回事，效法是另一回事。如果日本明天打仗，他坦言不想為國而死，還表示：「正因為我辦不到，才覺得他們英勇。」一項全球民調亦顯示，只有 11% 日人願意為國出征，在調查中敬排末席。畢竟戰後的一代乃於和平憲法底下成長。
大井更加在意的是，那些年僅 17 至 24 歲的「神風」成員，真是全體自願為國赴死？她為此訪問兩名生還者，均得到否定的答案。山田斂尚未執行任務，戰爭便已結束，因而得以倖存。「我會說有 6、7 成人是渴望為天皇而死，但其餘的人大概對動機有所懷疑。」94 歲的他直言：「當時我還單身，沒有甚麼留戀，只想犧牲自己來守護日本。但那些有家人的，他們肯定有別的想法。」
桑原敬一便是心繫家人的一員，當他獲悉將要加入「神風敢死隊」時，只感到「面色發白」。現年 91 歲的他憶述：「我很害怕。我不想死。1 年前我才失去父親，只剩我媽跟我姐支撐這頭家。我就把薪水匯給她們。所以我就想，如果我死了，那會變怎樣？她們能吃甚麼？」結果，他所駕駛的戰機執行任務時，因為引擎失靈而被逼折返，反而讓他心安。
只不過，根據文件記載，桑原當初乃被視作自願參加。何以事到如今，他卻擺出一副逃過大難的樣子？桑原只道：「我是被逼還是自願？如果你不明白軍隊的真髓，這會是條很難回答的問題。」Sheftall 教授解釋，機師們若不願意加入「神風」，必需在眾人面前舉手示意，所以基於同儕壓力，絕少有人能拒絕任務。
在現代社會，不少人會拿「神風敢死隊」來跟執行自殺式襲擊的恐怖分子比較，但桑原認為兩者截然不同。「因為正值戰時，才會採取『神風』這種行動方式。那些所謂『伊斯蘭國』的襲擊卻是無法預料。」而作為當初抗拒加入「神風」的人，桑原在戰後感到解放，並認為自己有需要思考，如何來重建國家。但那時候全心赴死的山田，至今還是認為「神風」遭人誤解。
「神風敢死隊是件純粹的事。它是較為崇高的，但現在說得我們好像被人誘導。」談到戰爭結束，機師毋須執行任務時，山田甚至惋惜：「我迷失了，覺得全身乏力，失去自我似的，好像靈魂被人抽離。作為『神風』機師，我們全都做好死亡的準備，所以當我聽到戰敗的消息，世界似要分崩離析。」他說戰後靠著生存的需要，以及目睹天皇與美國人握手，才能讓自己放下過去，繼續前進。
「天皇陛下，就是日本的心。我認為昭和天皇的存在，幫助日本人在戰後復興。」山田對天皇的這份忠誠，以及「神風敢死隊」成員的經歷，對戰後一代可謂難以想像。不過作為山田的外孫女，長谷川佳子表示：「當我想到他的人生，我會發現我的人生不只屬於我自己。我有責任為那些因為士兵陣亡而未有機會出生的孩子及孫兒而生活。」
有別於山田家，桑原的孫兒對他作為受訓戰師所經歷的事，至今也不太了解，他本人也不太在意，甚至乎覺得這樣正好。因為對他來說，孫兒的無知證明國家已經擺脫那段痛苦的過去。桑原微笑道：「這正是我希望建立的和平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