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康宇:電視點止撈飯咁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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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楚漢驕雄」劇照。

筆者有幸生於香港電視劇的黃金年代。有時在英國百無聊賴,都會翻看舊日的電視劇集。由鄭少秋、江華主演的「楚漢驕雄」是我其中一部最喜歡的古裝劇,在第 2 集當中有一句旁白,指秦始皇駕崩後二世祖胡亥「縱情酒色,耽於逸樂,昏庸無道,趙高弄權,朝政日非,綱紀敗壞,餓殍遍野,民憤日深」。一連八句,用詞精簡,鏗鏘有力,情理兼備。學陶傑先生所講中文優美之處在於意境 ——「成個畫面係個腦到浮現出來。」如此讀白,堪稱寫作教材。

學術界一直不乏對電視劇的研究,當中更不只限於劇本創作,於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當中更是一個熱門課題,而電視劇於亞洲流行文化中亦有至關重要的角色。

二次大戰日本戰敗之後,大東亞共榮圈桑落瓦解,亞洲各國再沒有出現像歐盟般的共同身份認同。相反,戰後的東亞流行文化卻有出奇地高的可轉換性(Transformability),有意無意建立起一種共同文化體驗,成為西方流行文化研究的一種奇葩異象。

西方學術界對於流行文化的其中一個主流論述,就是由法國社會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所提出的。意思指西方國家透過流行文化,強行輸出以西方為中心的社會價值觀,處於文化弱勢的國家於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對西方國家產生文化依賴,從而失去自主及獨特性。例如美國的電視劇中時常將商業領袖塑造為社會英雄,間接地宣傳對美國有利的自由經濟意識形態。

中國近日播出新版「流星花園」,劇情因配合國家廣電總局「不准炫富」的禁令,被網民嘲諷是「史上最窮的道明寺」;圖為劇照。

但東亞流行文化卻有非常高的可轉換性。所謂文化可轉換性,即是外來文化來到本地之後並非照單全收,而是與本地文化結合,從而產生一種全新、帶有本地化的外來體驗。例如日本漫畫「花樣男子」,在台灣被翻拍成帶有台灣本地偶像劇元素的「流星花園」(2001),後來在又被韓國翻拍為「花樣男子」(2009),再被中國翻拍成「一起來看流星雨」(2009)及「流星花園」(2018)等。這些電視劇的故事內容大概相同,但每個版本都各自帶有本地元素:台灣版本的「流星花園」夾雜著台語對白;韓國的「花樣男子」主角都穿著韓式校服等等。雖然表達的方式不同,但觀眾的文化體驗又如此相近,最重要是受眾國家在文化同化(Assimilation)過程中並沒有失去自主性,並非一個單方向的文化侵略現象。

在亞洲,電視劇亦有助觀眾理解外國的文化現象,例如透過日劇「逃避雖可恥但有用」,我們身在香港亦可以理解日本職業女性於家庭、社會及個人理想之間的角力和矛盾。寫稿時已經日落西山,容我在此收筆,繼續沉醉於楚漢千古風流之中。

※ 此欄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
廖康宇 創意經濟

作者為香港大學媒體、文化及創意城市碩士,2017 年赴英國華威大學媒體與文化政策研究院深造,現為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曾任職媒體公司及公關部門,對創意經濟發展略知一二。熱愛香港文化,深信香港能成為亞洲最有文化實力的國際大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