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國查禁的書籍之中，部分原因呼之欲出，包括涉及宣揚或描述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內容，亦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堅定批評共產黨的劉曉波的任何作品。然而，這一張禁書目錄不如外界想像般嚴密全面，譬如說，批評極權政治的百年經典小說，George Orwell 的「一九八四」，則沒有被中國政府列為黑名單。
駐北京記者 Amy Hawkins 於「大西洋」寫道：「針對作品和書單的不同處理方式，正好反映了中國在執行審查制度時的複雜現實。」
去年，流亡作家馬建曾感慨指出，Orwell 在「一九八四」中描寫的極權社會，今日已完整地搬到中國。不過，中國大眾至今仍然可以在市面輕易買到不同版本的「一九八四」。Hawkins 認為，「一九八四」得以在中國流通，並非因為政府開明，而背後原因有二。第一，是中國的監察機關，向來較為關注一些普通人可能會接觸到的內容，遠多過曾受高等教育的人才會相對熟悉的文化產物，例如一個網絡論壇的潛在危險，就比一部經典小說大得多。同樣道理，中國作家如劉曉波，比起外國著名作家 George Orwell，更易受當權者注視。
而另一原因，是相比針對 1949 年後新中國現況作出實際描述的內容，像「一九八四」這種展露創作者想像力的作品，擁有較大的商榷餘地。
Hawkins 認為，「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作者 Aldous Huxley 便是一個好例子。Huxley 於晚年著有 「重訪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當中曾明確提出，蘇聯和中國的獨裁者正逐步實現「美麗新世界」和「一九八四」中所概述的恐怖政權。然而，中國讀者仍可以輕易找到這部外國文學的翻譯本，但當中關於毛澤東的內容，早已被審查機關刪去：「審查制度有很多界線，有些界線可以讓你跨越，但有一些絕對不能。」
這種「多重標準」的做法，或也表明了中國審查機關對受眾的閱讀能力一向評估不高。他們或許認為，中國普羅大眾無法將 Orwell 書中所描述的政治局勢，跟現實中的政治氣候作出聯繫 —— 除非有人在網上散播這種言論，而他們馬上就會遭到封殺。
而更可能反映的情況是，中國的審查機制其實是一種源自精英主義或階級主義的變體。在精英層面，中國的規管其實逐年變得寬鬆。以「一九八四」為例，第一本簡體中文翻譯本在 1979 年出版，當時被保存在某些圖書館和書店裡，對大部分人來說難以觸及。到 1985 年過後，普通人亦能接觸此書。相關機構未必完全假定中國人民不能讀懂「一九八四」書中的暗示，但至少他們覺得，那些讀完此書而有所感悟的人，最終並不會對國家構成太大威脅。
查禁書目的做法差異，或基於三個基本考慮。第一，執政黨權衡輕重，明白精英階層跟他們利益攸關；第二，他們深知已經無法阻止人脈廣闊、受過高等教育的民眾去獲取他們想接收的訊息，因為他們有出國自由，可以在海外接觸各種內容。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今日的中國政府已意識到，要讓人民更團結及受控制，給予有限度的一點點自由，管治效果其實更好。
Hawkins 提及，中國政府對於具爭議性的個別作者及其作品，如流亡作家馬建和維權漫畫家姜野飛，打壓手段仍異常激烈。馬建多年來一直被中國政府禁止入境，著作遭完全封殺，連在香港出席活動亦一度受阻；姜野飛則在去年因煽動顛覆國家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 6 年半。
但她認為，有些作家被中國政府置放於狹窄的灰色地帶中。例如在人民大學文學院任教的閻連科，以及現居北京的香港作家陳冠中。
陳冠中的預言小說「盛世」，不但間接提及六四天安門事件，並對共產黨有著明確的諷刺，被視為帶有中國特色的「一九八四」和「美麗新世界」。「盛世」顯然沒有通過官方審查，無法在中國出版，但陳冠中本人則沒有受到嚴厲打壓。在去年 10 月，陳冠中就公開接受 BBC 電台訪問，討論自己的小說如何受到 Orwell 和 Huxley 的作品所影響。Hawkins 說：「當然了，因為該節目是用英語進行的，但聽眾仍然大部分是中國人。」
陳冠中在北京接受 Hawkins 電話查詢時提到，當時對活動存有顧慮，他希望自己遠離政治活動的立場，有助於保護他繼續寫作：「我並不加入任何組織或聯署。除了寫作，我沒有參與其他活動。這是我唯一做的事情，而我必須繼續這樣做下去。」
Amy Hawkins 認為，這一點正是關鍵，中國政府很少完全禁止作者的全數作品，他們轉用一種協商式的懷柔政策，給予出版商一定空間，讓他們可以根據具體情況作出決定。「自 1990 年代開始，中國領導人一直嘗試讓公民獲得一部分他們在其他國家可以得到的消費品，當中亦包括文化產物。」她認為，審查機制的不統一，正是一種聰明的管治手段。政府已洞悉，如果他們把樽蓋扭得太緊，就會引起人民對外的羨慕，「這最終可能釀成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