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耶穌和孔子的一個比較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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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路透社

香港反修法的百萬人大示威,出現基督教徒唱聖頌「哈利路亞」,喚醒西方民間和傳媒的文化初心,令他們驚奇。

皆因現代西方,左翼無神論盛行,近十多二十年已成主流。基督教漸被污名化,被視為傳統右翼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主力。但同時伊斯蘭移民在西方國家擴散,宣揚伊斯蘭教義。西方在自我貶抑基督教的同時,一時失了信仰,陷入文化的失語狀態。

基督教近兩千年歷史,為人類帶來深度的人生智慧。

中國的儒家人生智慧,來自對人性本善的肯定。基督教的人生智慧,卻來自對人類原罪的認識。

儒家肯定「性善」,由善性流出的構念,都假設是好的,因而論定「仁義禮智信」為做人的信條。

儒家有道德思想,對現實人生的種種罪惡,始終未能一刀切入,缺乏深層的剖析。根本的原因就是儒家觀察人生,自此局限在「性善」的諄諄教誨,忽略了人性中的罪惡,因而「性善」即如一條鞭的系統傳講下來。

儒家於山東誕生,齊魯之地,物阜民豐,鹽鐵經濟自古發達,生活舒適。儒家出現時正值春秋,沒有一個統一的帝國,思想茂發多元,其中儒家對生活安逸、痛苦較少的人較有效。

但基督教源於羅馬帝國的壓迫之中,一開始就遭遇追殺和鎮壓的危機。孔子只是一個周遊列國找老闆的顧問,耶穌卻是反抗羅馬的革命者。

對於生活變動幅度大、且曾經歷深刻痛苦的人,基督教義有振奮的力量,儒家思想則顯得無力。

在靜態的農業社會,單純的士大夫階級,儒家的人生思想有過某種貢獻。今日世界貧富懸殊,衝突激烈。現代人生活,尤其第三世界,出福入禍,變動很大,經歷饑荒、戰爭、挫敗、陷害,遭遇極盡扭曲,人生感受的痛苦愈來愈深。儒家偏於性善的道德觀,無法解釋生活中許多缺乏公義的荒謬現實。

但基督教的精粹,因來自對人類原罪的認識,由原罪衍生的構念負面而非理性:邪惡、妒嫉、貪婪、詭詐、仇恨、狂傲、說謊。

基督教迫令信眾面對人性原罪的所有陰暗面,產生許多警惕,令在貧窮環境生長的人,面對人面險詐,能對人類罪惡的淵源及早認識,知所規避,不鄉愿,不妥協,甚至奮起抗爭。

在這方面,孔子只講過「以直報怨」。孔子雖也反對鄉愿,但「反抗」的論述不足。這一點,或可解釋中國知識分子為何性本鄉愿,對大是大非不敢力爭而堅持。

但基督教由產生之日起,面對羅馬帝國的殘酷迫害,耶穌的教導,強調原罪;儒家的人學生於光明,而又限於對光明的膚淺探討。基督教的智慧則起自血腥、殘酷、黑暗,因而對邪惡的勢力更強調黑白分明的抗爭勇氣。

因此,儒家孔子創造了「信條」(Creed),基督教的耶穌,成就了「信仰」(Faith)。

信仰的道德力量,比信條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