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全球民主退潮，原因之一，在於資本主義制度滋長社會不均，全球化與自由貿易加劇階級兩極化的趨勢，同一時間，民主制度卻愈來愈無力解決經濟問題。格拉斯哥大學地區政治經濟系教授 Andrew Cumbers 認為，政治民主赤字多少源自經濟民主赤字（economic democratic deficit），人民無法從現行民主模式掌控經濟，唯有寄望「重奪主權」、「再次偉大」的民粹承諾。他在即將出版的論著 The Case for Economic Democracy 勾勒出三大解決方向：個人經濟權、集體所有權及公共參與權。
Cumbers 主張，要真正重奪控制權，就要重塑經濟，還經濟權力於人民；要借助「經濟民主」（economic democracy）概念，社會才得以轉型至更公義更持續的模式。經濟民主的傳統理解局限於工會談判和合作社模式，對 Cumbers 而言遠不足夠，定義必須擴及全經濟體。而要光復經濟，第一步先要確立個人經濟權（individual rights）。
個人經濟權
Cumbers 援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Amartya Sen 倡議，公民必須擁有個人發展所需的資源和能力，方稱得上享有經濟自由。經濟能力應被視為公民權利，而非任由市場定奪。其中一種改革方法，就是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覆蓋衣食住方面的生活所需。自概念問世以來，左右兩派均有支持和反對意見，Cumbers 逐一回應，指出研究發現勞動參與率並無隨基本收入計劃引入而下降，而職員藉縮減工時投放更多時間在家庭和義工上，改善整體身心健康之餘，青年一代進修機會更大。
至於有指全民基本收入會模糊焦點，中和在職場和公共服務領域的抗爭，Cumbers 解釋全民基本收入並無單一措施，必須配合其他進步政策，譬如公平稅制、維生薪酬、縮減工時、加強工人權益等等，以保障個人的真正選擇權，連帶迫使僱主改善工作條件，低薪而不人道的工作將再無地位，從而改革勞工市場。
集體所有權
根據經濟民主原則，個人應享有供職公司所有權以及決策權，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工出賣勞力，管理權在僱主，職場變成獨裁之地。由馬克思到自由派學者如米爾（John Stuart Mill）均主張勞工有權掌管勞力與利潤，Cumbers 亦指出工作屬於社會活動而非個人行為，故提出民主集體所有權（democratic collective ownership），以多種形式鼓勵資產民主化。服務公營化亦有廣大民意支持，例如英國工黨雖然敗選，但按右翼智庫 Legatum Institute 選前民調顯示，接近 8 成人支持將供水、電力、煤氣和鐵路收歸國有的工黨倡議。
Cumbers 批評，傳統公共服務往往由精英和私人利益主導 —— 例如 BBC —— 決策過程不透明，公眾亦無從參與；相反，法國南部城市蒙彼利埃（Montpellier）的供水服務就示範公共設施的管理如何得以民主化。自 2016 年收歸公營之後，水質監察組織以及公民論壇相繼成立，後者有權查問營運狀況，服務方除了要向公眾問責，董事會亦有 3 成成員亦來自公民團體，增加大眾對公共服務的決策權。
另一例子是哥斯達黎加第三大銀行人民銀行（Banco Popular）：只要工人有該銀行戶口，即合資格持股，現時銀行由 120 萬工人持有，相當於總人口兩成。銀行管理層由民主選出的 290 位代表組成，利潤規定有 4 分 1 撥歸資助社區計劃，此外更有份投資再生能源，例如資助能源公司轉型至零排放，是拉丁美洲首例。哥斯達黎加在減排方面領先全球，絕對有賴人民銀行的政策支持。
再如歐洲最大的合作社蒙德拉貢（Mondragon）。發跡於西班牙巴斯克地區，蒙德拉貢逐步擴展成合作社網絡，現有 70,000 多名僱員，每個合作社每年均會舉行工人大會，以一人一票方式就營運方案與預算投票，並選出相當於董事會的管理委員會。Cumbers 表示，蒙德拉貢的成功可歸因於自設銀行、網絡企業緊密合作、知識交流及強調長期進修，與追求短期利益的私人企業截然不同，仍可維持效率和實踐社會價值。
公共參與權
以上兩種權利聚焦於個人與商業層面，公共參與權（public participation）則著眼宏觀經濟，做法如「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 政府撥出部分預算予一眾公民團體決定投資的優先選項 —— 已見諸不少研究及實踐。雖然政策目前局限在地區層面，但結果相當正面，公民參與度提升之餘，亦有效推動社會進步。巴西 1980 年代率先試行，由地區居民會議投票排出發展次序，意見再融入城市規劃，模式 20 年間有逾 120 個城市採納，隨後更擴散全球，現時美國就有 250 個相關計劃，覆蓋紐約和芝加哥等大城市。
參與式預算的好處包括：增加女性和低收入社群的代表性；打擊貪污；改善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促進制度吸納民意；在落後地區擴大健康及教育預算，又有助降低嬰兒夭折率以及促成公民社會組織。假如模式能突破地區限制，推廣至社會甚至國家層面，就算未能解決所有經濟問題，亦能紓緩經濟民主赤字，從而挽救人民對政治民主制度的信心。
Cumbers 強調，眾多切實例子證明經濟民主的願景絕非烏托邦，反而可行甚至必要。要解決今日世界的經濟、社會和生態危機，就要從改變全球經濟體系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