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全球民主退潮,原因之一,在於資本主義制度滋長社會不均,全球化與自由貿易加劇階級兩極化的趨勢,同一時間,民主制度卻愈來愈無力解決經濟問題。格拉斯哥大學地區政治經濟系教授 Andrew Cumbers 認為,政治民主赤字多少源自經濟民主赤字(economic democratic deficit),人民無法從現行民主模式掌控經濟,唯有寄望「重奪主權」、「再次偉大」的民粹承諾。他在即將出版的論著 The Case for Economic Democracy 勾勒出三大解決方向:個人經濟權、集體所有權及公共參與權。
Cumbers 主張,要真正重奪控制權,就要重塑經濟,還經濟權力於人民;要借助「經濟民主」(economic democracy)概念,社會才得以轉型至更公義更持續的模式。經濟民主的傳統理解局限於工會談判和合作社模式,對 Cumbers 而言遠不足夠,定義必須擴及全經濟體。而要光復經濟,第一步先要確立個人經濟權(individual rights)。
個人經濟權
Cumbers 援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Amartya Sen 倡議,公民必須擁有個人發展所需的資源和能力,方稱得上享有經濟自由。經濟能力應被視為公民權利,而非任由市場定奪。其中一種改革方法,就是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覆蓋衣食住方面的生活所需。自概念問世以來,左右兩派均有支持和反對意見,Cumbers 逐一回應,指出研究發現勞動參與率並無隨基本收入計劃引入而下降,而職員藉縮減工時投放更多時間在家庭和義工上,改善整體身心健康之餘,青年一代進修機會更大。
至於有指全民基本收入會模糊焦點,中和在職場和公共服務領域的抗爭,Cumbers 解釋全民基本收入並無單一措施,必須配合其他進步政策,譬如公平稅制、維生薪酬、縮減工時、加強工人權益等等,以保障個人的真正選擇權,連帶迫使僱主改善工作條件,低薪而不人道的工作將再無地位,從而改革勞工市場。
集體所有權
根據經濟民主原則,個人應享有供職公司所有權以及決策權,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工出賣勞力,管理權在僱主,職場變成獨裁之地。由馬克思到自由派學者如米爾(John Stuart Mill)均主張勞工有權掌管勞力與利潤,Cumbers 亦指出工作屬於社會活動而非個人行為,故提出民主集體所有權(democratic collective ownership),以多種形式鼓勵資產民主化。服務公營化亦有廣大民意支持,例如英國工黨雖然敗選,但按右翼智庫 Legatum Institute 選前民調顯示,接近 8 成人支持將供水、電力、煤氣和鐵路收歸國有的工黨倡議。
Cumbers 批評,傳統公共服務往往由精英和私人利益主導 —— 例如 BBC —— 決策過程不透明,公眾亦無從參與;相反,法國南部城市蒙彼利埃(Montpellier)的供水服務就示範公共設施的管理如何得以民主化。自 2016 年收歸公營之後,水質監察組織以及公民論壇相繼成立,後者有權查問營運狀況,服務方除了要向公眾問責,董事會亦有 3 成成員亦來自公民團體,增加大眾對公共服務的決策權。
另一例子是哥斯達黎加第三大銀行人民銀行(Banco Popular):只要工人有該銀行戶口,即合資格持股,現時銀行由 120 萬工人持有,相當於總人口兩成。銀行管理層由民主選出的 290 位代表組成,利潤規定有 4 分 1 撥歸資助社區計劃,此外更有份投資再生能源,例如資助能源公司轉型至零排放,是拉丁美洲首例。哥斯達黎加在減排方面領先全球,絕對有賴人民銀行的政策支持。
再如歐洲最大的合作社蒙德拉貢(Mondragon)。發跡於西班牙巴斯克地區,蒙德拉貢逐步擴展成合作社網絡,現有 70,000 多名僱員,每個合作社每年均會舉行工人大會,以一人一票方式就營運方案與預算投票,並選出相當於董事會的管理委員會。Cumbers 表示,蒙德拉貢的成功可歸因於自設銀行、網絡企業緊密合作、知識交流及強調長期進修,與追求短期利益的私人企業截然不同,仍可維持效率和實踐社會價值。
公共參與權
以上兩種權利聚焦於個人與商業層面,公共參與權(public participation)則著眼宏觀經濟,做法如「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 政府撥出部分預算予一眾公民團體決定投資的優先選項 —— 已見諸不少研究及實踐。雖然政策目前局限在地區層面,但結果相當正面,公民參與度提升之餘,亦有效推動社會進步。巴西 1980 年代率先試行,由地區居民會議投票排出發展次序,意見再融入城市規劃,模式 20 年間有逾 120 個城市採納,隨後更擴散全球,現時美國就有 250 個相關計劃,覆蓋紐約和芝加哥等大城市。
參與式預算的好處包括:增加女性和低收入社群的代表性;打擊貪污;改善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促進制度吸納民意;在落後地區擴大健康及教育預算,又有助降低嬰兒夭折率以及促成公民社會組織。假如模式能突破地區限制,推廣至社會甚至國家層面,就算未能解決所有經濟問題,亦能紓緩經濟民主赤字,從而挽救人民對政治民主制度的信心。
Cumbers 強調,眾多切實例子證明經濟民主的願景絕非烏托邦,反而可行甚至必要。要解決今日世界的經濟、社會和生態危機,就要從改變全球經濟體系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