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歷史往往被浪漫化，譬如民主搖籃一說，就有意無意忽略當時的語境和習俗，放逐制即是其一。重溫業已失傳的古希臘彈劾法，對今日民主社會或許不乏啟示。
「放逐」（ostracism）源自「陶片」（ostrakon）一詞，每年伊始，約 6,000 名希臘城邦選民（非奴隸本地男性）組成的人民會議（ekklesia）以陶片投票決定今年是否續行放逐，假如多數贊成，則兩個月後再舉行公投，6,000 票為門檻，選出一名最不受歡迎人物逐出城邦，投票由 500 餘名票選人員輪任監察。流放期限 10 年，期間不得擅自回鄉，否則將予處決。然而受懲並不等於帶罪在身，流放者不會被沒收資產，放逐期間繼續享有資產收入，可在另一城邦舒適過活，期限屆滿即可重返家鄉，歷史上亦確有被逐政客東山再起。
根據德國學者 Stefan Brenne 拼合雅典衞城西南出土的 9,000 多塊陶片發現，各種人物都在目標之列，特別針對上位者。流放一途有助防範權貴操控城邦，危害民主精神，諸如雅典海軍創立者特米斯托克力（Themistocles）、將領客蒙（Cimon）和科桑西普斯（Xanthippus）亦難逃被迫離鄉的厄運，政治家麥加克勒斯（Megacles）更曾遭兩次放逐。
放逐理由亦各式各樣：特米斯托克力被斥為「地上穢物」（a pollution in the land）；客蒙被指與斯巴達過從甚密；科桑西普斯則被控犯下宗教罪行，必須逐出城邦，否則同胞將受瘟疫或饑荒一類天譴；麥加克勒斯更是罄陶難書：逾 4,000 份不利證詞中，麥氏被指生活驕奢、愛慕虛榮（例如指明其養馬和持有一幅駿駒圖）、傲慢、貪財、不忠等等。彈劾原因毋須合理，可以相當個人化或情緒化，希臘史家普魯塔克（Plutarch）就記錄過一個例子：一名「莽夫」走入市集要求某人替他在陶片刻上阿里斯提德（Aristides），碰巧那人正是阿里斯提德。他邊刻字邊問緣由，男人回答：無原因，純粹厭倦聽到「正義者阿里斯提德」（Aristides the Just）之名。
雅典城邦於公元前 480 年代採納放逐制，多少可歸因於前任僭主希庇亞斯（Hippias）勾結波斯企圖重奪雅典治權。馬拉松戰役後，其兄弟希帕克斯（Hipparchus）便成流放首例。最後一次放逐發生於公元前 417 年，當時歷經戰亂，雅典人對民主信心受挫，民粹政客阿爾西比亞德斯（Alcibiades）崛起，與較溫和的尼西阿斯（Nicias）針峰相對，當時城邦市民都以為二擇其一放逐，結果兩人合作將另一對手希帕波魯斯（Hyperbolus）流放。據普魯塔克記載，雅典人相當不滿，認為機制被濫用，棄之不用，而政客亦轉用法律手段攻擊敵人。即使年初公投持續又一世紀，但放逐制已名存實亡，其後雅典亦蛻變成軍事化寡頭政治，民主成分僅餘機制。
放逐驟看野蠻，其實不乏政治智慧：滿足市民發洩心理之餘，亦能警惕權貴謹言慎行，而每次放逐一人，又可以避免民眾大規模報復。投票前爭論激烈，但選舉期一過，城邦氣氛即回復平靜。「解決一人就能解決城邦諸多問題，一個較天真的時代才有這種想法。」「經濟學人」評論固然有其道理，但觀乎今日不少政客之離地離心離德，或許正正缺乏由下而上的制裁。當然對於全球化時代權貴而言，最有力的制裁或許不是放逐，而是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