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的推手,關鍵在四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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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 年,沙皇尼古拉二世頒佈「十月詔書」後,皇室支持者、極右組織「黑色百人團」上街遊行。1917 年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上台,黑色百人團隨即成為布爾什維克的鎮壓對象。 圖片來源:PA Images via Getty Images

民主化可以是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例如由二戰後計起,台灣、南韓和東歐便花了接近半個世紀,才達到民主化;而不少國家的人民,至今依然活在專制政權之中。民主化的原因和必要條件到底是甚麼?為何某些國家會更難達成?70 年代起,有學者就研究民主化的政治過程,認為民主化是不同政治派系互動的過程;而在民主化中,往往有四類不同的人。

這批學者當中,最有名的是已故阿根廷政治學家 Guillermo O’Donnell 和美國政治學家 Philippe Schmitter,他們在 1986 年合著的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到今天依然是民主化理論中最常被引用的著作之一。透過分析南歐和南美多個國家的例子,他們觀察到民主化的政治過程中有四類人,一方面是統治陣營的強硬派(Hard-liners)和改革派(Soft-liners);另一方面是反對陣營的溫和派(Moderates)和激進派(Radicals)。

「強硬派」是專制陣營中最保守的群體,拒絕任何政治改革,傾向以高壓手段止暴制亂,把所有反對力量都鎮壓下來,以延續政權,亦害怕政權覆亡後被清算。「改革派」即是專制陣營中的開明派,通常較為年輕和更有知識,願意在建制框架內推行改革,也願意和反對派進行各種形式的溝通,不甘願以鎮壓解決問題。

至於反對派陣營之中,也有路線分歧,「溫和派」就是採用溫和手段,進行抗爭的一群,他們害怕激進手段會惹來政權鎮壓,縮窄民主運動的空間,令強硬派掌權;最後一類人就是「激進派」,他們訴諸激烈抗爭,謀求推翻整個統治勢力。

O’Donnell 和 Schmitter 的最後結論比較保守,認為民主化的重點是要孤立雙方陣營的激進勢力,改革派就很容易被溫和派拉攏過來,繼而達至民主化。他們的理論影響了很多後繼者,例如殿堂級政治學家 Adam Przeworski 的著作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就再修正這個分析框架。聖母大學教授 Michael Coppedge寫道,溫和派和改革派是民主化過程中最重要的兩群人,若果溫和派繼續和激進派結盟,改革派又繼續依附強硬派,就會維持現狀,其中一個例子或許就是六四事件。

若果建制改革派成功拉攏溫和派,或許就能說服強硬派在建制框架內,進行自由化改革,但專制體系難以被撼動。一個例子或許是沙俄末年,政府開明派成功拉攏自由派示威者,說服尼古拉二世頒佈「十月詔書」(October Manifesto),平息 1905 年俄國革命。反過來,若果溫和派成功游說建制改革派,雙方或能說服陣營內的激進勢力,大家共同接受新的政治方案,就能達到並有效維持民主化,這也是很多國家達到民主化的方式,例如烏拉圭。最後,如果溫和派堅持和激進派結盟,又能夠招攬到政府改革派,也能達到民主化,而強硬派就要面臨被清算。

Coppedge 認為,改革派有很多利益考慮,他們只要繼續和強硬派結盟,制度得以維持,就依舊享有極好待遇;因此,唯一方法是製造和擴大建制陣營之間的縫隙,迫使改革派為了保留最多利益,轉而投向反對陣營,令強硬派孤立無援。而近年,就有更多研究關注激進派的作用,如何激發更大示威,增加管治成本和製造更多政治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