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可以是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例如由二戰後計起，台灣、南韓和東歐便花了接近半個世紀，才達到民主化；而不少國家的人民，至今依然活在專制政權之中。民主化的原因和必要條件到底是甚麼？為何某些國家會更難達成？70 年代起，有學者就研究民主化的政治過程，認為民主化是不同政治派系互動的過程；而在民主化中，往往有四類不同的人。
這批學者當中，最有名的是已故阿根廷政治學家 Guillermo O’Donnell 和美國政治學家 Philippe Schmitter，他們在 1986 年合著的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到今天依然是民主化理論中最常被引用的著作之一。透過分析南歐和南美多個國家的例子，他們觀察到民主化的政治過程中有四類人，一方面是統治陣營的強硬派（Hard-liners）和改革派（Soft-liners）；另一方面是反對陣營的溫和派（Moderates）和激進派（Radicals）。
「強硬派」是專制陣營中最保守的群體，拒絕任何政治改革，傾向以高壓手段止暴制亂，把所有反對力量都鎮壓下來，以延續政權，亦害怕政權覆亡後被清算。「改革派」即是專制陣營中的開明派，通常較為年輕和更有知識，願意在建制框架內推行改革，也願意和反對派進行各種形式的溝通，不甘願以鎮壓解決問題。
至於反對派陣營之中，也有路線分歧，「溫和派」就是採用溫和手段，進行抗爭的一群，他們害怕激進手段會惹來政權鎮壓，縮窄民主運動的空間，令強硬派掌權；最後一類人就是「激進派」，他們訴諸激烈抗爭，謀求推翻整個統治勢力。
O’Donnell 和 Schmitter 的最後結論比較保守，認為民主化的重點是要孤立雙方陣營的激進勢力，改革派就很容易被溫和派拉攏過來，繼而達至民主化。他們的理論影響了很多後繼者，例如殿堂級政治學家 Adam Przeworski 的著作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就再修正這個分析框架。聖母大學教授 Michael Coppedge 也寫道，溫和派和改革派是民主化過程中最重要的兩群人，若果溫和派繼續和激進派結盟，改革派又繼續依附強硬派，就會維持現狀，其中一個例子或許就是六四事件。
若果建制改革派成功拉攏溫和派，或許就能說服強硬派在建制框架內，進行自由化改革，但專制體系難以被撼動。一個例子或許是沙俄末年，政府開明派成功拉攏自由派示威者，說服尼古拉二世頒佈「十月詔書」（October Manifesto），平息 1905 年俄國革命。反過來，若果溫和派成功游說建制改革派，雙方或能說服陣營內的激進勢力，大家共同接受新的政治方案，就能達到並有效維持民主化，這也是很多國家達到民主化的方式，例如烏拉圭。最後，如果溫和派堅持和激進派結盟，又能夠招攬到政府改革派，也能達到民主化，而強硬派就要面臨被清算。
Coppedge 認為，改革派有很多利益考慮，他們只要繼續和強硬派結盟，制度得以維持，就依舊享有極好待遇；因此，唯一方法是製造和擴大建制陣營之間的縫隙，迫使改革派為了保留最多利益，轉而投向反對陣營，令強硬派孤立無援。而近年，就有更多研究關注激進派的作用，如何激發更大示威，增加管治成本和製造更多政治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