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里活電影編劇，往往比大學的知識分子更有遠見。
30 年前的科幻片 Blade Runner，港譯「2020」，開頭第一場就是人類到了 2020 年的未來，洛杉磯大暴動。一場無政府主義者的狂歡，演變為搶掠與放火。鏡頭拉闊，美國已經進入高科技的 IT 世界：變百層高的大廈，住在高空的人，乘搭空中的士。大廈窗前的長廊就是小型飛行器的停機坪。
Blade Runner 被喻為百年出色的英語電影之一，除了片中的佈景參考了 20 年代表現主義大師費立茲朗的「大都會」，呈現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的懷舊，滿大廈的屏幕廣告，機械人 AI 操作已經代替了人力，有非常遠的遠見；最重要的是 Blade Runner 遇到了科技與全球化，令人類思想導向閉塞，為地球製造另一波災難。
然後是畢彼特主演的「地球末日戰」（World War Z）：一堵圍牆，牆的這邊是喪屍群族，牆的另一邊是正常人。喪屍四肢發達，大腦停止運作，其實已經沒有生命，這種人型妖獸卻勝在數目勢眾，而且狂奔的方向劃一，一聞到人的正常呼吸氣息，即一呼百應，群起而嗜血追逐，造成巨大的屠殺破壞。
今日的網絡不也出現了種種的喪屍群？在喪屍群後，當然有黑勢力在指揮。
電影的「喪屍文化」由西方吹起，南韓的編導很快也領略了。「屍殺列車」將喪屍主題推向高峰，警告世界：不要以為喪屍發生在荷里活的虛擬時空，在現實中，即使一輛火車，衣食住行之間，潛在的喪屍就在你認識的人附近。
「屍殺列車」的製作，雖然不如荷里活，但場面震撼，人山人海的擁擠、喧嘩裡的踐踏，當四周的正常人一個個變成喪屍，主題與哲理就承接了荒誕劇「犀牛」的警告：在遙遠的未來，一條街上，有一天，有一個行人變成了一隻犀牛，人人覺得奇怪。但當一天多變一隻，最後那個鎮上全是犀牛，最後留下來尚未變犀牛的那個人，也會懷疑自己是不是怪物。
美國大暴動，有人將之與香港相比。無論是否合理的類比，但手提電話網絡畫面，Fake News、資訊的碎片化、情緒的小腦條件反射、群組的躁動和仇恨，每一樣都是社會喪屍化的標準病徵。
尤其是當網絡高科技造就了喪屍化的潮流，而此等高科技最後的掌控者又是超級的極權。
若美國和西方政府 30 年前能重金聘用 Blade Runner 的編劇為戰略顧問，再加上喪屍電影的創作人，即使 5 年前開始加入西方各國的智庫，今日的世界可能面貌不一樣。
好的電影，勝過十堂哲學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