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中國人怎麼可能不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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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報章「小日報(Le Petit Journal)」記下清末民間疫症肆虐以及饑荒的景象。 圖片來源:Ann Ronan Pictures/Print Collector/Getty Images

中國又再吹起民營企業「參與重大戰略」,「要當明白人」的風,令許多人立即聯想起 60 多年前發生的事情。

其實在元末、明末、清末都有這樣的事,簡直可以說是一種傳統,即民間俗稱的「吃大戶」,估計三千年有信史以來也從不缺乏,只是大家不那麼耳熟能詳而已。

中國在歷史上到底是不是一個有錢的國家,非常值得疑問。雖然很多歷史作者常常引用唐宋時期中國 GDP 佔全球超過泰半而引以為傲,但事實上,個人享有財富的狀況是怎樣,沒有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商業發達的地區一直非常有限,看看歷史教科書中少數有關商業的重點,頂多是宋朝的時候有過一點「市場經濟」,王安石還想出類似現代金融的辦法,由政府發放貸款牟利云云。

甚麼「馬可孛羅遊記」的記錄,大致可以當傳說看,關鍵是金碧輝煌,窮奢極侈的範圍,僅限於皇宮(至於到底有多豪華,看看紫禁城所留下的建築風格和室內裝飾,如果和法國的凡爾賽宮或者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宮殿對比一下,便自有結論)。普通人的生活是甚麼模樣,錢從哪裡來,一般花在哪裡,從來不是歷史書所關心的重點。反而貧窮、飢餓,賣兒賣女,活不下去的記錄,倒把二十四史都填得滿滿的;還有馬加爾尼伯爵見了乾隆之後,震驚於一路上到處破敗,許多人衣不蔽體,英國水兵把吃剩的肉扔進水裡,岸上的人也會跳下去撈的狀態,才是令人比較信服的。

古代中國或許是 GDP 鼎盛,但財富一直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這應該毋庸置疑。這「極少數人」就是皇權階層,中國歷史上記載的富豪,甚麼石崇、王愷、和珅之類,並不是白手興家,而是本身是統治階層的一員,因為士農工商,商人的地位一直受到統治者以及為他們服務的士大夫打壓。

這當然就糟糕了,因為士大夫不會賺錢,也鄙視賺錢(大概除了王安石這種異類),而是非常順服地依附於皇權,聽命皇帝賞飯給他吃,他必須苦苦巴結權力,令皇權更加牢固,才能有錢花,有人工加。

於是形成惡性循環,也就是說,每一個專制王朝都務求把財富、資源集中在皇權手中,用科舉考試來僱傭士大夫,他們為服務皇帝而出台的所有政策,都是繼續把財富和資源集中到皇權手中,以保證自己的飯碗和榮華富貴。民間基本上是處於一個不斷被壓榨的狀態,很難累積財富,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斷言中國一直是個窮國,因為民間沒有錢,賺錢的精神從來得不到鼓勵。

我覺得這才是歷史上中國的真面目,因為有如此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維:如此落後的經濟方式,個人的產權沒有法治保障,整個社會沒有信用制度,當然就沒有金融的觀念,必然不可能像文藝復興時代的威尼斯、英國、荷蘭那樣有深厚的商業傳統和健旺的商業經濟,如何能富裕呢?

但這個問題,似乎一直沒有人思考,普通老百姓都信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因為只有考科舉,為皇權服務幾乎成了唯一的康莊大道,此外做買賣,種地,做苦力等等,都是等而下之的選擇,只有那些退了休的士大夫,在床底下藏著他們不知道從哪裡積攢下來的錢,才覺得「漁樵耕讀」是一件風雅愜意的事情 —— 他們並沒有想過,漁夫、樵夫、農夫,都常常在床頭金盡,吃不飽飯的邊緣掙扎。

而「掌握話語權」的人,又都是士大夫階層,他們先天都是不會或者沒有動力去賺錢的人。白居易的「商人重利輕別離」,或者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一直為人傳頌,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的一部分,但就是沒有人問,廣廈從哪裡來,寒士為甚麼一定要寒窗苦讀,而沒有別的謀生之途?商人如果不「輕別離」,每天坐在家裡打躉,他的女人恐怕就要嫌他沒出息了。

由此說來,按照中國的價值觀標準,美國國父之一,以商人自居的富蘭克林肯定要算一個唯利是圖,見錢眼開的銅臭之徒(隨隨便便就能連用三個四字成語,可見中國人財富觀的普遍扭曲)。

但是富蘭克林對於創造財富的定義,目標是公民追求幸福生活,也就是自由、法治、道德有保證的結果。亞當史密斯和他是英雄所見略同,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是相輔相成的巨著,他的其中一個震古鑠今的觀點,就是富裕和美德是相容的,道德不是約束人性,反而是釋放,社會普遍的道德,或者說制度的公正(justice),創造財富的能力才會獲得激發和釋放。

這樣一對比,就不難理解為甚麼瓦崗寨、梁山泊之類通過搶奪私有財產的「創業」,千百年來竟然被傳頌為正義的事情,真的是因為商人先天「為富不仁」嗎?

奇怪的是,在中國這樣「長期積貧積弱」的國家,有深厚的仇富情意結,卻又為了賺錢無所不用其極,甚麼毒奶粉地溝油假冒偽劣層出不窮,卻又「窮得只剩下錢」,這不是搞笑嗎?如果這樣的人不窮,那才是見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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