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示威浪潮發展至今，各地媒體報道的重點之一，便是當地改革君主制的訴求。香港便有倡議型媒體評論指，在君主立憲制度下，國王身為一國精神領袖，依然可「在國家陷於危機時作出一鎚定音的裁決」，又云「這種王權若要生效就不能夠單靠憲法加持，國君本人的道德修養亦是其感召力的重要泉源」。然而，要求君主以道德素養臻善君主制，是否倒果為因，值得探討。
啟蒙思想家及法學家孟德斯鳩認為，理想的君主立憲，應是以固定和人所共知的法律，限制專制放任的君權。換言之，正因為君主有可能濫用王權，而需要用法律加以制約。英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Kingdom）去年便在一項裁決中指出，君主「沒有政治權力，也沒有行使權力的道德權威（Moral authority）」。提倡君主以其道德權威，在關鍵時刻作一鎚定音的政治決定，本身便不符合君主立憲的精神。
道德修養與道德權威同樣從個人出發，而非講求制度規範。前任泰王普密蓬是一位極具道德權威、深受泰人愛戴的君主。但事實上，上世紀 30 年代泰國從君主專制步向立憲時，亦未見提倡君主的道德權威。1932 年 6 月 24 日，泰國中層軍官發動「暹羅立憲革命」（Siamese revolution of 1932），結束該國長達 7 個世紀的絕對君主制，代之以君主立憲制，對國王權力作限制。主力東南亞新聞的記者 Sebastian Strangio 認為，當年革命之所以爆發，原因之一之為泰國君主制在政治上的角色，所延伸的棘手問題。他指，革命令泰國人更致力提倡主權在民，反對傳統精英階層所主張、道德層面上的統治權。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稱，1946 年普密蓬成為泰王後，王室已決心重建以君主制為核心的政治體系。曾起草 1997 年「人民憲法」的時任首相阿南（Anand Panyarachun）曾形容當時的泰王「保留權力或道德權威」，可產生巨大影響，但前提是要謹慎使用。
建立道德權威，將君主制帶回政治核心，會出現甚麼問題？芝加哥大學國際法與政治學教授 Tom Ginsburg，曾在 2009 年撰文探討泰國政治。他在文中指，1932 年後，當地其實並未有不成文憲法維護泰王的地位，而是在民選政治人物與軍人爭鬥的數十年間，一點點建立起來。例如，普密蓬在 1956 年曾嚴厲批評當時的頌堪（Phibun）軍政府，軍政府的反應之大一度危及王室地位。但自 1957 年，受王室認可的沙立（Sarit Thanarat）軍政府政變成功後，王室便開始擴大權威，當地政治逐漸變得受王室及其認可的政變所左右。
Ginsburg 又形容，1981 年另一場政變後，泰王成功與社會中所有權威群體建立聯繫，確立自身為政治衝突的最終仲裁者，與日常管理國家的政治人物、官僚及將領分享權力。他指，泰王在關鍵時刻干預政治，是一種「非正式政治」行為，而非通過正式機構決策來行使權力；又形容國王對政治的頻繁干預，意味著治理體系，同時受規範內與規範外的權力共同約束。
他認為君主立憲下，一部分不成文憲法理應是「君主、國家元首受到尊重，並限制其干預政治領域」。不過，1992 年普密蓬曾任命阿南擔任總理，取代由國會提名的議員 Somboon Rahong，此舉完全缺乏憲法依據，仍普遍獲泰國社會接受。Ginsburg 引述評論，認為泰國君主立憲的問題在於當地「已經接受制憲此一程序，卻沒有接受憲法的理想與慣例，並反覆採用令人無法接受或不受約束的新做法，去解決問題」。英國「金融時報」指出，泰王在軍隊支持下，擁有相當大的權力。此一說法也許反映，泰國的君主立憲，並未能「限制君主干預政治領域」。
普密蓬在位期間，通過重大的政治危機，建立屬於自己的名聲，而非憑藉憲法制度的規範來鞏固君主地位。如此一來，繼任人便要在缺乏制度的情況下，繼續建立和鞏固君主權力。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副教授 Pavin Chachavalpongpun 曾於 2017 年批評，沒有個人魅力的現任泰王哇集拉隆功，缺乏父親所具備的道德權威，因而要利用恐懼進一步鞏固君權。
君主個人行為，也許會影響民心凝聚，而君主立憲，便是要盡可能避免人為因素產生的政治惡果。回顧英國歷史，君主簽訂「大憲章」限制王權，正是以法律約束君主獨斷的先聲。人們難以指望每個君王都是道德完備的人，能單憑君王一人的好惡維繫君主制。同樣，跟君主個人問題相比，立憲不彰才是問題真正的根源。假如道德問題是關鍵，相信泰國示威者要求的，就不是限制君權，而是力諫國王要修身齊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