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抗疫戰中，強制隔離是各國其中一個重要法寶。有些地方會以居家隔離形式，把入境旅客和密切接觸者區隔開；在澳洲和紐西蘭，政府則把豪華酒店變成隔離場所；去年 12 月 22 日起，香港政府也宣佈安排 36 間指定檢疫酒店，強制隔離外國抵港的旅客。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市場學副教授 Dan Laufer 就在學術網站 The Conversation 撰文，分析措施對酒店業界的影響。
以澳洲和紐西蘭為例，政府徵用的酒店大部分都屬 4 至 5 星級，例如悉尼洲際、萬豪、凱悅、喜來登，還有達令港諾富特酒店；紐西蘭方面，則有奧克蘭的皇冠酒店、千禧大酒店以及福朋喜來登，上述的酒店本來都是業界中顯赫有名的高尚品牌。對於政府來說，4、5 星級酒店才能提供至少 200 間以上的房間，更便於管理。而對於酒店來說，旅遊業停罷，痛失收入來源，迫於無奈只能化身隔離中心，方得以營運下去。
可是，強制隔離或會改變大眾對酒店的想像，而影響可能十分長遠。當人們被鎖在酒店之中，兩至三星期間要忍受難吃的食物，甚至有人在酒店被交叉感染，花了數十年時間經營的品牌形象很容易毀於一旦。Laufer 稱之為「聯想干擾」（Associative Interference），是一個人類常見的認知反應，即使是 同一件事物，人們往往會因為震撼的新資訊，而更難集中於過往的經歷。強制隔離的痛苦，可能就此掩蓋旅客從前在同一品牌酒店的愉快回憶。
在紐西蘭，政府會在官方網站和記者會上，宣讀用作隔離檢疫的酒店名字；在澳洲和英國，媒體更廣泛報道隔離酒店管理不善的情況，有小報甚至以監獄來比喻那些酒店。Laufer 認為影響可以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個是特定層面，受影響的人和他們的親屬會因為切身經歷，在未來對個別酒店品牌敬而遠之；在廣泛層面，有些人會因為長期接觸負面新聞，而不再嚮往體驗 5 星級酒店的服務。
Laufer 就以墨西哥啤酒「科羅娜」（Corona）為例，科羅娜本來是全球知名品牌，但因為英文名稱和「冠狀病毒」（Coronavirus）接近，業務一度大受打擊而要停產，幸好後來銷情回穩。Laufer 認為一眾酒店集團面對的困境會比科羅娜嚴峻，科羅娜只是與病毒不幸「撞名」，能夠以各種營銷手法解決，可是人們在隔離期間受到的痛苦，卻非常深刻和切身。
Laufer 提出兩個解決問題的方向。第一個是用讓客人以新的美好回憶蓋過本來的慘痛經歷。為此，酒店要多花成本在公關和宣傳活動之上，讓不快記憶隨時間淡忘。更壞情況之下，酒店集團可能改名以轉換品牌形象。最經典例子有溫斯喬發電廠（Windscale），該廠在 1957 年爆發英國史上最嚴重的核事故，1981 年溫斯喬改名為塞拉菲爾德（Sellafield）並營運至今。改名可以令人不再把自家品牌聯想到不愉快事件之上，也不失為重新上路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