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屆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由日本導演濱口龍介的 Drive My Car 奪得，片長三小時、改篇自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說「沒有女人的男人們」，令它確實充滿脫穎而出的亮點（俗稱：「攞獎格」）。但是縱觀整部電影，就像坐在紅色 SAAB 老車搖搖曳曳地看一段人生的風景，遇上一些人與事，觸碰你過往的痛處，導致結痂的傷口重見天日，你會選擇一往無前還是混沌而過？而我想說的是，電影可以如此好看，有一定長度卻不覺漫長，全賴一種說話的藝術。
最近看了伊力盧馬的「冬天的故事」（1992），驚覺 Drive My Car 說話的節奏感，與法國新浪潮導演伊力盧馬的作品如出一徹。濱口龍介曾在訪問中提過伊力盧馬是他的幻想老師，在他眼中，伊力盧馬的作品裡有很多台詞，運用了很多對話，但對白和對話不是用來解釋劇情，更多是想展現人物個性。
「冬天的故事」就是這麼的一齣作品，所有場景都是主角們在不停說話。由髮廊的對話，你可以得知，女主角 Félicie 正打算跟隨髮廊老闆搬到另一城市；鏡頭一轉，回到家中，聽著她母親的囉嗦，又會知她與圖書館管理員另有一段 open relationship。交代了人物設定與性格後，整部電影的推展，就是從大量綿綿細語中，譜出詩意的節奏，包括在那個不夠愛的圖書館管理員家中客廳爭吵攤牌一場，Félicie 語出驚人、又意味深長的一句：「愛分很多種…… 和他做愛不代表我愛他。」30 年後，時間或許洗擦沖走很多事，但電影卻留下很多超越時間的痕跡。
從拍攝畫面角度看，對話其實很難拍得好看，拍兩人 two shot，又或是對 cut，攝影師最多只是問你肩頭位置要取多少入鏡，那本來就不是甚麼特別絢麗的畫面，拍男女主角去沙灘裸泳反而甚有發揮（「冬天的故事」一開場也有這麼一幕）。但不論是伊力盧馬還是濱口龍介，當然也包括濱口龍介的前作「偶然與想像」，對話本來就是有種難以言喻的魔法，彷彿是輕輕揚手，讓你很快代入主角的生活。說話期間的身體語言、走位、情緒，像一場流麗優雅的演練，捉到說話的節拍，將把握留白與不留白之間的「唞氣位」，再注入一些角色的思考與命題，為電影賦予不一樣的意義。
最後，想說的是，Drive My Car 男主角家福和演員高槻在車上一段歷時 13 分鐘的對話，為整齣電影畫龍點睛。不過是兩個對 cut 的 talking head，卻將感情濃縮且凝聚得淋璃盡致，然後高槻下車後，女司機渡里與他默默相對無言，各點燃起一支煙，攔在天窗上，促成饒有韻味的一幕：兩支煙在夜幕低垂下惺惺相惜。
「冬天的故事」也有這樣一場車中對話，時間短促，但一樣揮之不去。無獨有偶，女主角 Félicie 看畢莎士比亞劇作「冬天的故事」（Drive My Car 則活用了契柯夫），與男伴在車上討論文本，他說，「如果你賭靈魂可以永恆，即使靈魂不能永恆，但相信它能，會使你活得更好」。這也說明我們為甚麼要看電影，為甚麼還要書寫，有時不過是，明知世界根本不會變好，但你仍不想失去期盼的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