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人問，中國歷史走不出王朝興衰的怪圈，如果是因為「無產階級」佔絕對主流，那麼當他們變成中產階級，問題不就解決了嗎？這似乎是一個簡單明瞭的答案，大概美國克林頓政府在 30 年前也是這樣想的。
確實有點耐人尋味，顯然關鍵在於財產這個因素。可以說，缺乏對財產、權利、政治關係的理解，是中國文化最主要的一個硬傷，即使在香港這樣富庶多年的商業城市，仇富依然是一股隱約潛伏的情緒。
在中國社會，貧富階級根深蒂固的對立，很有可能是刻意的選擇。譬如春秋時代最著名的一個賢臣管仲，就曾經主張「富民」，顯然是一個 Alternative 的治國之道，這才有大家都熟知的「倉廪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這句話。
然而，從歷史經驗來看，他這句話基本上是空談，因為普通的民很難有創富的渠道以及財富的依靠，所有的財富，一定是依附於權力所得，有了權力，甚麼都有，做甚麼都可以，根本無所謂禮節和榮辱。
管仲雖然主張富民，同時又覺得一旦國民有了錢，就會變得很難管：「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 然而太窮也不行，動輒鋌而走險，刑法的威懾力不存，統治成本也很高。還是要想方設法使貧富均衡，但均衡的標準是甚麼呢？當然還是由權力話事。管仲雖然有富民的政治家胸懷，但君主永遠是最優先考慮，亦即「國」的利益必然優先於個人。
管仲是早期法家的代表，他的政策使齊國強大，成為春秋一霸。但是比管仲變法更加迅速高效（時間和統治成本更低）的是後來的商鞅，眾所周知，商鞅使秦國建立了一個軍國主義強國，這就不得不提，據說是假托商鞅之名的「商君書」。
「商君書」堪稱專制統治暗黑大法，其竅門可用「弱民」兩個字來概括，而弱民的要旨，在於使他們貧窮，除了滿足基本生存，其他多餘的財產都要想方設法剝奪。
商君書的邏輯是「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換言之，專制統治下的君與民，雙方的利益是對立狀態，這也可以解釋為何中國歷史讀起來如此費解：譬如史書中大書特書的「雄主」，通常都有四處征戰的霸業，或者在政治制度上諸多「搞作」，動輒中央集權，收歸國有，總之大權在握，就差不多是雄才大略。君主樹立威名，但國民到底生活在怎樣的狀態，從來不是中國史的重點。
由此推論，中國歷史上但凡記載王朝強大，則民一定是非常貧弱的，因為統治集團與被統治的民利益對立，只能實現「富國強兵」，沒有「民富國強」這回事。
王朝弱勢，普通人的生活是否相應有所改善？如果以晚清為例，因為洋人前來貿易，開放通商口岸，日子肯定比乾隆盛世好過。
再回過頭來說，管仲的富民，與後來法家的弱民，在本質上沒有很大分別（雖然效果上，管仲仁慈多了）因為他們考慮的都是君主的權，君主的利。如果民與君的利益一致，而不是相衝突，不就一天光晒了嗎？
如此簡單的答案，中國的專制王朝兩千多年都沒有「摸索」到，總不見得是智力的問題。
財產是一種政治權利，否則一概都是浮雲，所以，在中國社會，「富不過三代」是注定的。但凡財富都是依附權力所得，甚麼石崇、王愷、沈萬三、和珅、胡雪巖，無一例外，沒有法律的保障，更談不上尊重，在廣大無產階級眼裡，當然都是「不義之財」，和王位一樣，隨時「彼可取而代之」。否則，財產可以傳承累積，下一代不必由零開始，也就不必代代淪為韭菜。
眾所周知，英國民主制度的起源，可以歸結到對私有財產的保障（雖然當時指的是貴族的財產），但這個法律概念不是石頭裡爆出來的，而是由基督教信仰的「平等的自由人」而來。尤其是，平等不是財富平均，而是每個人同樣神聖和同等的法律權利 —— 這正是中國從古至今都缺乏，乃至根本無法理解的觀念，這就是為何中國主流的民意雖然喊著「等貴賤，均貧富」、「打土豪，分田地」，「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匀，無人不飽暖」，結果得到的卻是「奴役的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