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968 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尼克遜的選舉活動與 2016 年杜林普的宣傳手段出乎意料地相似：兩者都扼中了美國人的要害——一種出於種族上的恐懼。
尼克遜在 1968 美國總統大選時推出一段宣傳片，其內容講述當時美國社會紛亂，當中隱含對黑人族群的指責，更在片末強調「This time vote like your whole world depended on it」。片中以歷史性的象徵——白人女性——傳遞重新建立社會穩定的訊息。在當時的背景下，社會觀念傾向認為白人女性的人身安全特別受到非裔美國人威脅，因此她們承載著一定的政治意涵。據阿拉巴馬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Lisa Lindquist-Dorr 分析，她們當時體現了道德與美德，同時象徵著「白人至上」（white supremacy）。因此尼克遜利用脆弱的白人女性作宣傳，其實是在向美國人發出一個警告訊號，提醒美國人正受著暴力和過份寬容（liberal）的價值觀所威脅。
在剛過去的大選中，世界也聽到了同樣的說法，只不過變本加厲：杜林普承諾興建圍牆禁止「墨西哥強姦犯」和穆斯林入境，又表明會透過打擊某些種族來「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種族歧視不是和美國的核心價值相互牴觸嗎？是甚麼送他們入主白宮？尼克遜的成功秘訣，在於他所常強調的——「沉默的大多數」（silent majority）。
自由派主導社會從來都是假象
60 年代的美國以自由著稱，當時自由派代表甘迺迪當上總統，又發生了一系列的公民權利運動，「民權法案」和「選舉權法案」分別在 1964 年和 1965 年通過。但如果我們更仔細地查看這個年代，就會明白這種「自由共識」只是煙幕。1965 年爆發的華茲暴動（Watts Riots）就是打破假象的最好象徵：當時一名非裔美國人被檢控醉酒駕駛，黑人社區對警察的歧視感到不滿，抗議最終升級至暴動，導致 34 人死亡。
對於很多美國人來說，他們贊成推行法案並不是對黑人平權要求的認可，只是將法案視為對黑人族群的「施捨」。因此在暴動發生後，不少美國人更加覺得，這群黑人就像貪得無厭的小孩一樣，永遠不會懂得感恩和覺得滿足，除非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否則只會繼續製造混亂。一些工人階層的白人更批評提倡開放房屋予黑人租住的富裕左翼白人，指他們將自己的想法強加於其他社區之上。
聽起來跟今天的環境像極了。
渴求安穩、希望重奪社會地位的「沉默大多數」
而這些深深不忿的人，就是尼克遜所形容的「沉默的大多數」。在 1968 年，他們終於以選票大聲說出了其意見。相比起言語間充滿希望的民主派候選人 Hubert Humphrey 和極度保守的 George Wallace，尼克遜的廣告對準了真正的美國，一個充滿恐懼而且渴求安寧的美國。尼克遜當時訴諸的理念是「法律與秩序」，但著名美國流行文化研究學者 Todd Boyd 指出，從當時的脈絡看，這只是種族歧視和鎮壓激進的學生左翼分子的代名詞（code words）。雖然意圖非常明顯，但含糊的言辭卻令時人難以用「種族歧視」的罪名指控他。尼克遜繼而鼓動「沉默的大多數」，並承諾會保護他們，免於令美國斷送在「自由暴民」（liberal mob）的手裡。
杜林普採取的戰略大同小異，只是進一步褪下了所有代名詞，直接了當地揭開美國人的躁動不安。美國著名作家 Richard Reeves 指出杜林普的主張之所以吸引，是因為老一輩的白人——那些曾帶領這個國家的人——覺得自己開始失去對這個社會的控制、甚至是主導的一席位。
如 60 年代一樣，美國在過去 8 年亦歷經不少政治改變：奧巴馬作為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像甘迺迪般承諾希望與改變，其任內同性婚姻合法化、古巴外交關係破冰、移民浪潮並未受到遏止。然而尼克遜的時代已經說了，左傾運動只是社會的一小部分，其道路不能長久；歷史誠不欺人。
迄今，左翼已走到另一個盡頭，精英也失卻了光環。接下來，也許是右翼和反政治正確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