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傳杜林普凌晨三點打電話給國家安全顧問，詢問「美元強勢抑或弱勢對經濟有利」，結果不得要領。杜林普接連譴責中國、日本和德國刻意操縱匯率，但原來不知道箇中因由。不過，你可以笑杜林普問錯對象，但不要笑他缺乏經濟常識，因為貨幣升跌對經濟的影響可以十分複雜。
根據杜林普經濟學，進口多於出口等於經濟政策失敗。「誰會這樣做生意？」「強勢美元正殺死我們。」杜林普以經商角度考量經濟政策，理念屬於「商人主義」（Mercantilism），源於 16 至 17 世紀的殖民擴張，東印度公司總管 Thomas Mun 曾說，「出口年銷量必須高於入口消費量，這是鐵則。」中五經濟科亦教導：貨幣貶值，本國商品相對降價，有助刺激出口，另一方面進口商品變貴，需求自然減少，按理有助改善杜林普念茲在茲的貿易逆差。
不過，一如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指出，出口是進口的成本，國際貿易的得益在於入口貨物。「正如亞當史密斯所講，國家目標應為以最少的出口換取最多的入口。」決定以金融手段將貨幣貶值之前，不得不考慮減少進口是否有助整體經濟。始終美國引入外國廉價商品等於間接提升基層購買力，假如推翻貿易或掀起貨幣戰爭，對低下階層的生活水平都會構成打擊。
簡略而言，貨幣強勢是經濟蓬勃的跡象，有利本國買家；貨幣弱勢則有利出口商，通過貿易發展經濟。驟看兩者大可輪流上場，並不存在兩難，然而問題在於利益分配，所有人都想獲得好處：消費者希望購買力提升，企業則聚焦出口量；貨幣走強有助吸引外國資金，有利投資發展，但在貨幣疲軟下，商品減價，又有利本國企業。貨幣升跌固然可以配合其他宏觀調控，抵銷不利影響，但亦正正表明貨幣政策牽連廣大，複雜的議題需要複雜的方案。
全球化令貨幣政策的效果更微妙。環球貿易造就地區分工，例如先進工業國家引進低度發展國家的原材料，加工製成高科技製品再出口，當生產鏈遍佈各國，貨幣升跌帶動的成本與成品價格波幅將起抵銷作用。一如近年日元大幅貶值，但對出口無甚助益，原因之一就是進口材料相對加價，拉上補下，製成品出口價減幅有限，最終並無享受到貶值的比較優勢。同理，貨幣疲弱又會吸引本地廠商採用更多進口原料，長遠將削弱貨幣政策對刺激出口的作用。
經濟學上又有所謂「三元悖論」（The Impossible Trinity），意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同時兼得，國家只能三擇其二，必須權衡輕重緩急。美國現時經濟表現強勁，假如按貿易逆差調整匯率，逼使中日歐盟貨幣升值，一來外國資金或會由美國轉投日本，二來德國與歐元區的貿易關係和美國無涉，三來人民幣要升值的話，中國則是求之不得－－但先停止跌勢再說。杜林普的匯率意見已引起外界貨幣戰爭恐慌。
金融時報形容，杜林普像姍姍來遲的匯率鬥士，手握過時情報，戰意昂然來到空無一人的戰場－－有這種姿態也難怪，始終他可能是首位向軍事專家請教經濟問題的美國總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