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納粹德國，很多人即時聯想到集中營和毒氣室，但面對蘇聯共產主義暴政，卻沒有多少人記起折磨無數政治犯的古拉格集中營。普立茲獎得獎作家 Anne Applebaum 作品「古拉格的歷史」（Gulag: A History），便鉅細靡遺整理大量蘇聯文獻與回憶錄記載，以重現古拉格的歷史原貌，政治犯被勞役至半死不活的真實慘況，並警惕世人悲劇總有重臨的時候。
在俄羅斯，把犯人流放西伯利亞的傳統由來已久，沙俄政權的專制早就惡名昭彰，但與蘇聯勞役制度相比，根本不足掛齒。在沙俄年代，不少後來執政的蘇聯領導人都曾被流放西伯利亞，但都得到有別於刑事犯的禮遇，可以帶書、紙張和書寫工具。史太林曾經流放西伯利亞 4 次，有 3 次成功越獄，他還因此百般嘲弄沙俄的「軟弱無能」，而到了史太林統治的時代，這種疏漏幾乎成為絕響。
蘇聯是首個奉行共產主義的國家，發明了史無前例的罪犯類型 —— 階級敵人。當中可包括神職人員、沙俄官員和資本家等，蘇共認定他們不可能與政權合作，必須予以嚴懲。與此相反，小偷和殺人犯反倒是潛在的盟友，蘇共相信他們犯罪不過因為「被剝削」，只要消滅階級，犯罪問題便可迎刃而解。於是乎，人開始因為身份、而不是所犯之事被判刑。
基於這種犯罪認知，列寧在革命後的內戰期間，下令成立「特殊」的犯人勞改營，由簡稱古拉格（Gulag）的部門管轄，與傳統拘禁刑事犯的監獄區別開來。其最初對付目標是舊政權支持者，後來就轉向所謂「人民公敵」，政權眼中任何敵人都可以納入其中，包括政敵、異見分子、資本家等。
列寧和史太林都曾經怪罪「人民公敵」拖垮經濟，指控他們是滋事分子、外國派來的間諜，史太林甚至形容他們為社會害蟲、污染源和毒素等，必須「清除乾淨」。然而，這些身份標籤可以隨時改變，史太林在 1939 年二次大戰開打時逮捕了數十萬波蘭人，1941 年波蘭跟蘇聯暫時結盟，隨即又特赦大批波蘭政治犯。加害者也可以一夕間淪為受害者，守衛、獄吏、甚至秘密警察，統統可以一夜間淪為階下囚。
在人人自危的史太林時代，「外國人」全數被視作有可疑，但定義同樣荒唐隨便。除了外籍人士，有時與海外有聯繫、收集海外郵票、有親戚在國外，即使沒有可疑舉動，也隨時被秘密警察盯上。1937 年荷蘭共產主義者 Elinor Lipper 入住接待外國革命分子的酒店，但酒店每晚都有人消聲匿跡，「早上就會看到更多房門貼上紅色大封條」。在這樣的恐怖時代裡，有人甚至覺得被捕是解脫。
哲學家鄂蘭（Hannah Arendt）便因此寫道，納粹與蘇共都擅長按照需要創造敵人，把某個群體打成敵人來消滅，然後又立即向另一群人宣戰，所以「極權體制下的警察，其任務不在打擊犯罪，而是在政府決定逮捕某一類人時隨時候命」。
只有蝨子、沒有麵包的世界
勞改營起初尚未有統一規矩，營中指揮官有如山寨王，有人著重改造犯人或自籌經費，有人更在意懲罰和羞辱富人，讓他們嚐嚐勞動滋味。但隨著蘇聯站穩陣腳，著力要發展經濟，追趕生產目標便成為勞改營的終極目的。
史太林在 1930 年代推行急速工業化，使得古拉格體制急劇膨脹，成為全國經濟支柱，政治犯也不敷應付龐大人力需求，於是監獄中的刑事犯也被動員起來。由 1929 至 53 年間，古拉格體制下共有 476 個勞改營區，但事實上每個營區內部，還有數十至數百個細小的集中營，因此實際數目幾乎難以估量，估計多達 1,800 萬人受過勞役。
古拉格的羞辱是從被捕開始，犯人會被切斷與社會的聯繫，受到嚴刑拷打質問。蘇聯不見得有獨特審訊方式，「一個扮黑臉，一個扮白臉」、不許犯人睡覺等，是任何國家酷吏的慣用技倆，但蘇聯的審訊規模卻堪稱前所未見。在某段時期，幾乎每宗案件都會逮捕數百至千人，遍佈蘇聯各地，以致調查馬虎了事，審判程序粗疏到只消幾分鐘完成。
犯人被判刑後會先囚禁於監獄，然後會從監獄運往中轉營、從中轉營運往勞改營，假以時日又會從一個勞改營轉到另一個勞改營。囚犯甫抵達勞改營，便會被帶去洗澡和剃毛，男女都必須當眾脫光，獲分發的衣服總是破爛不堪，彷彿是故意剝奪人的尊嚴。一位女囚犯便曾經怒斥：「他們剝奪了我們的一切：我們的名字、我們的人格、現在又讓我們穿這種…… 我甚至不知如何形容…… 不成樣子的衣服……」很多犯人於是絞盡腦汁修補衣物，令自己感覺沒有那麼卑賤。
髒亂、擁擠、衛生惡劣，幾乎是所有勞改營的通病。古拉格高層早就知道臭蟲和蝨子肆虐，而且有傳播斑疹傷寒的致命風險，可能摧毀勞改營的勞動力，因此經常發起滅寄生蟲行動，以致所有男女從進營一刻便要強制剃髮，又規定犯人每 10 天洗澡一次，但衛生情況幾乎毫無改善。
糧食短缺也是所有勞改營面對的難題。莫斯科本身分發食物不足，各層級暗中偷竊，同樣是缺糧的根本原因，在蘇聯大饑荒期間，囚禁共 5,000 名犯人的北方勞改營科雷馬（Kolyma），卻連一塊麵包都分不到。面對犯人維他命長期不足，營方總強迫犯人喝下松葉釀製的怪味酒 Khvoya，但成效相當可疑；還有一款劣評如潮的湯水，稱為 Balanda，味道被形容為相當噁心，疑似用爛掉的甘藍菜和蕃茄熬成，偶爾會加豬油、鮭魚頭、動物肺臟、甚至是狗肉入湯。
精神崩潰的活死人
假如獲分發至西伯利亞的偏遠勞改營，犯人可謂九死一生，冬天甚至達攝氏零下 30 至 50 度，很多在囚的作家、詩人和小說家都窮盡所有詞彙，想要描寫冰天雪地工作的感覺，有人說天氣冷得「連手劃過空氣如此簡單的動作，都會發出清楚的嗖嗖聲」。所以犯人也總是在點名時跳來跳去、原地跑步、拍打身體，因為稍一不動，身體也就凍僵。面對營方分發的靴子不足，有不少犯人要自行造鞋，如手工參差而滲水，雙腳肯定會凍傷。長期在這樣的環境工作，即使生還下來也都半死不活。
極端環境把人類推向極限，不少回憶錄作家都描述過營中的「垂死者」。簡單來說，他們就是餓到快死的活死人，缺乏維他命而染上壞血病、糙皮病和各類腹瀉，起初牙齒鬆動、皮膚潰爛，最後變得不成人形。他們不僅是生病，而是餓到沒有自理能力，先是不再洗澡、繼而不控制大小便、不理會他人羞辱、到最後是真的精神錯亂。
美國共產主義者 Thomas Sgovio 在回憶錄提到，曾看到朋友活死人的模樣大受驚嚇：「一開始我沒認出 Eisenstein。我跟他打招呼時，他沒反應，臉上是『垂死者』的呆滯表情，看我的眼神好像我是個隱形人。他好像誰都看不見，眼神沒有任何喜怒哀樂。他把混亂餐桌上的空盤子收集起來，一個個搜尋有沒有剩下的菜渣，伸手往盤子裡抹一圈，然後拿起盤子開始舔。」
對於這種垂死狀態，營中有人稱他們為「燭芯」，意味著他們行將油盡燈滅；他們有時被貶稱為「扒糞人」或「撿餿人」，但更常是被戲稱為 Dokhodyagi，在俄文有「達到」的意思。作家 Jacques Rossi 在著作 The Gulag Handbook 中解釋，這個詞有反諷意味 —— 意即他們終於「達到社會主義」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