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聰 —— 從大鳴大放到八九六四:我為中國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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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 1966 年,傅聰當時身處英國,中國則爆發文化大革命。 圖片來源:Watson/Daily Express/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世界著名鋼琴家傅聰,日前於英國倫敦逝世。他是中國翻譯家傅雷之子,後者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迫害,傅雷夫婦雙雙自殺。傅聰早在文化大革命前的 1954 年赴波蘭華沙參加第五屆蕭邦國際鋼琴比賽,1958 年到達英國定居,並於 1965 年獲取英國國籍。儘管往後大半生長居英國,但傅聰對中國的感情似乎無以割捨,1989 年「六四事件」後曾接受英國刊物「查禁目錄」(Index on Censorship訪問,講述自己從 1957 年「大鳴大放」到當年「六四」,對中國統治階級懷抱希望到失望的心路歷程。

該報道題為「傅聰:我為中國哭泣」(Fou Tsong: I wept for China),傅聰一家與中共交集的痛苦回憶,可從 1957 年的「大鳴大放」說起。傅聰回憶:「『鳴放』開始時,父親寄給我毛澤東講話的全文。『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只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我當時情緒高漲,認為中國的革命與蘇俄的史太林主義相比,是那麼不同和新鮮。」當年傅聰正在華沙學習音樂,身在中國的父親傅雷,被隨「鳴放」而來的「反右運動」打成「反動派」、「右派分子」。傅聰鑑於中國政治局勢不穩、父親成為右派,1958 年學成後未有返國,成為中國政府眼中的「叛徒」。

傅雷與妻子朱梅馥,在 1966 年文革時自殺。2001 年傅聰接受鳳凰衛視訪問,自言 50 年代時非常熱愛新中國,但對群眾盲從現象反感,父親傅雷則培養了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

傅聰承認,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自己對中國仍充滿信心。但當文革來到、雙親飽受紅衛兵侮辱、迫害,選擇自殺,身在外國的傅聰感到茫然。「文革時我完全迷失,感到這個國家失去所有希望。」然而,記者指,文革結束後的 1979 年,傅聰前往中國參與父母平反大會,選擇了寬恕這個國家。當時人們普遍以為父母在中國所受的苦難,會令傅聰拒絕回到中國。但他認為:「祖國就像我們的母親,我們怎可以讓母親飽受疾病煎熬?我對國家的未來仍感到樂觀。」

至於政權本身,1980 年傅聰獲「查禁目錄」同一名記者採訪,亦為中共說項,相信共產黨有汲取教訓的能力。「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許多方面都與宗教類似;一旦他們自己不遵守教條,便會受到良心譴責。文革實在過於可怕,致令他們再也無法欺騙自己。我真心認為文革慘劇不會再發生了。」

自 1979 年起,傅聰每年均自費前往中國,與舊同學等同道,一同從事民間音樂教育工作。傅雷更在北京及自己的母校上海音樂學院,為有天份的年輕音樂學生開設鋼琴大師班。傅聰指,這些工作乃出於對中國政府的感激,報答政府提供良好教育,派遣自己到海外學習。到中國教授音樂的傅聰另外觀察到,當下「中國人民變得著重物質、自私、損人利己、精神面貌不振。彷彿不再對生活抱有任何目標和理想」。

1994 年的傅聰。 圖片來源:ROBERT 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八九民運」讓傅聰看到其時中國人的另一面。「當我在電視上看見人群在天安門前,我的精神大為振奮,內心充滿喜悅。這場運動是新生命的誕生、精神的淨化。」1989 年令傅聰對中國人重拾信心,卻也因為「六四」,反過來令他對中共再次失望。

他指:「當日鎮壓示威者時,我為中國哭泣。以前的事情,尚有人在灰色地帶開脫狡辯,但這次事件黑白分明。儘管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同意,但少數黑幫分子(gangsters)仍決心執政。這幫人仍像皇帝一樣,以為中國是屬於他們的家天下。我現在堅信共產主義只是法西斯主義的一種表現,而它更為極權、虛偽。中國領導人總愛談論人民的利益。但這只是嘴皮說說的空話,裡面充滿謊言。」

「傅雷家書」收錄傅雷最後一封寄給傅聰的信,勉勵兒子「第一做人,第二做藝術家,第三做音樂家,最後才是鋼琴家」。據中國「環球時報」報道,中國網民紛紛在微博哀悼傅聰,並讚賞「傅雷家書」為自己做人帶來很多啟發。從訪問看來,傅聰的愛國情懷,應無負其父教導。青年閱讀「傅雷家書」之時,若進而暸解書信對象傅聰如何理解「愛國」,或有更深刻得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