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頒獎禮,向來都政治化,以今年為最。而且政治的風波圍繞亞裔、中國和香港。
首先是香港功夫明星甄子丹,繼高調宣佈退出美國籍之後,明顯為了電影可以在中國上映的票房考慮,接受時尚雜誌訪問,將 2019 年香港年輕人的抗爭定性為「暴動」,並指斥西方傳媒為何不多報道正面的中國消息。
奧斯卡幾乎歷年都涉及政治,由 50 年前「教父」主角馬龍白蘭度拒絕領獎,改由一名印第安少女上台宣讀要求關注傷膝河大屠殺宣言開始,奧斯卡就逐步陷入政治。
如果不涉政治,當年奧斯卡頒獎禮,看見馬龍白蘭度缺席,看見小女孩上台要求關注美國主流社會屠殺印第安人的歷史,就應該由司儀挺身而出,將頒獎禮叫停,將與電影毫不相干的這位印第安少女有禮貌地驅逐出場。
半世紀前首開紀錄,是因為美國社會的世代交替。衣冠楚楚的社會主義和保守的基督教價值觀,隨著反越戰的運動興起,開始退場。以前的「亂世佳人」,代表的戰前一套美國主流價值觀,隨著美高梅片場制度的沒落,獨立製片的興起,史提芬史匹堡和佐治魯卡斯進佔影壇,掀起一場電影製作和主題的革命,自由主義思想在荷里活進一步蔓延,取代了從前的保守主義。美國電影由戰後出生、吸大麻和反戰平權的一代取代。
社會的變遷必然涉及文化霸權的荷里活。最早推介而變性的電影而獲得獎項,是德斯汀荷夫曼的「杜絲先生」,當時男扮女裝,已經為易服癖鳴鑼開道,仍以娛樂的姿態出現,相當中性。到了「丹麥女郎」已經是公開維護變性手術。
至少「月亮喜歡藍」和「羅馬」,更是以性別政治和第三世界的貧窮為題材。這兩齣電影,以藝術而言,相當平凡,卻政治意識正確,頒獎之後,過兩年就沒有人談論,不像幾十年前,由「北非諜影」開始,幾乎年年的得獎片,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意識形態先行,也對其他世界造成影響。日本和韓國紛紛效法,「上流寄生族」這類揭示貧富懸殊的社會寫實題材,是進步奧斯卡和西方影展的一張通行證。
於是北京出生的女導演趙婷的「浪跡天地」得到最佳電影獎,但因為導演聲稱,以前生活的地方充滿謊言;這番話導致其本人及其電影在中國遭到抵制。
但是楊紫瓊沒有沾上這一部分的政治,於是又獲得中國官方大方協助宣傳,在這個時刻,形象低落的中國,需要楊紫瓊為這個國家近年「戰狼外交」帶來的負面形象洗白。
在這方面,甄子丹和楊紫瓊,也有意無意擔當了這種政治的角色。只是楊紫瓊的身段和處境比甄子丹優越和靈巧。荷里活和奧斯卡的政治化,連結到網絡以及中國的影響力,必然每一年到了 3 月,就是一個激烈的戰場。
在這場政治鬥爭中,中國的影響力逐漸增加。而以美國的為首的西方自由主義勢力,面對中國,有點進退失據。杜林普是美國左翼的頭號敵人,但整個美國又是中國的頭號敵人,然而中國又是荷里活的最重要國際市場。三者角色重疊,利益衝突,令奧斯卡主辦單位無所適從。
奧斯卡的困境,也是荷里活的困境,同是也是美國面對中國威脅的困境。其中的演員,不論甄子丹、楊紫瓊,還是成龍,走馬燈一樣,你方走罷我登場,其實都是前線的幾隻棋子。而數以億計的世界觀眾,在另一場不帶硝煙的戰爭中,是觀眾的同時,也是被政治意識洗腦的目標。
如此尖銳的文化戰爭,到底得獎的電影好不好看,已經是其次。至少這幾年來,奧斯卡得獎電影的娛樂性大減,政治意識的正確性大增。變成許多著名的大製作,以無法或無心成為奧斯卡競選電影為榮。
另一方面,電影串流平台如 Netflix 冒起,也令戲院此一電影的載體走向沒落。荷里活不知進退,隨波逐流,陷入政治意識形態的迷霧而找不到出路。這是西方現代文明走向衰退的重大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