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 Oliver Hart 和 Bengt Holmström，表揚兩人「對合約理論的貢獻」。由於合約無法完全釐清，因此必須介定權責，一般愈清晰愈理想，但亦有國家反其道而行。對經濟學家沈聯濤及肖耿而言，自改革開放起，中國採用的是「不完整合約制」，即下放部分權利（如土地使用權）及利益，激發民間工作意欲，而主控權仍在國家手中。作為過渡手段，不完整合約制能起緩衝作用，然而一變長期政策，就開始滋生官員貪腐、社會不公等流弊。時至今日，中國模式依然「缺乏」合約精神。
沈聯濤和肖耿認為，所謂改革開放，並非完全揚棄計劃經濟，從頭轉型至市場主導，而是通過一張不完整的合約，有限引入市場經濟，背後仍由政府嚴格控制。
例如 1980 年代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乃至 1990 年代的「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下放部分決策權予農民及經營者，容許囤積私產（「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 剩下全是自己的」），以刺激民間工作意欲，從而促進生產效率。
1994 年的「分稅制改革」奉行同一模式，中央以事權向地方政府換取稅收，包括將土地及經濟發展權下放予市縣官員；近年影子銀行業務一樣，政府默許信託及網上金融平台，同時嚴格控制行業運作。以上權利分配並不清晰亦不完整，民間無所適從之餘，由政府主導合約，又容易釀成濫權貪瀆。
例如，農村家庭承包制規定，農地由本土農民集體擁有，但土地使用權卻批予個體戶，有效期為 30 年。公有制下，農民無法以市價賣地，一來有礙地區發展，二來城鄉地價懸殊，地方政府權大，又促成官商勾結，造成大批農民家園被拆遷強拍。
企業改革方面，國企獲得決策自主權而毋須自負盈虧，有盈利有錢分，蝕本時變壞帳，銀行埋單。今年里昂證券估計，中國壞帳造成超過 1 兆美元潛在損失，去年不良貸款率比官方數據至少高 9 倍。
國企有權無責，正是不完整合約制的產物，而且負面影響並不限於經濟層面。殭屍企業除了效率低下、產能過剩之外，嚴重滋長政府貪腐、環境污染、社會不公。沈肖兩人認為，中國必須就經濟及司法改革，完善物業及合約的法律制度，釐定並保障「完整產權」，完成市場化及私有化，才有機會走出今日政經困境。
「供給側改革」在中國吹捧已久，殭屍企業、海綿企業依舊存在。面對經濟衰退，政府一方面限制資金外流（例如最近限制銀聯卡買香港保險），另一方面進一步擴大投資，重回投資主導的老路。表面上是經濟問題，事實卻是不完整合約制將政治與經濟利益牢牢捆綁，經濟改革等於政治改革，一個政策改動，動搖全國官商既得利益。中國素來穩定壓倒一切，「習核心」現嚴厲肅清異己，但過程不可能沒有反撲，加上地方政府尾大不掉，所謂改革最後或會淪為朱鎔基式小修小補，不應抱有過高期望－－甚至任何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