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 無視生活質素，發展惡果不會計算在內，但普遍經濟學界仍然執著於數字增長，愈高愈好。鄰近地區高舉「發展是硬道理」，已經釀成不少惡果，由環境污染到貧富懸殊，似乎人民福祉並不比統計數字重要。究竟經濟增長是不是一種迷信？
上世紀大蕭條期間，美國商務部徵召一班專家研究經濟崩盤成因，結果連基本經濟狀況也無人答得出來，於是聘請經濟學家 Simon Kuznets 制訂準則，用以量度經濟環境，成品就是今日世界通行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不過 Simon Kuznets 對此準則始終帶有疑問，一直以來亦不乏詬病，理由正如他自己所言：「國民收入難以代表國民福祉。」
GDP 增長背後，遺漏的可能比透露的更多。健康影響、得益分佈、社會安全、生活質素、國民自由等等，GDP 通通不計；而發展帶來的污染，則被視為有助經濟增長－－有益社會的另一種說法。諷刺的情況是，停車不熄匙，任由車輛全日排出廢氣，其實也能裨益經濟增長，因為車要入油，涉及消費；就連英國石油公司（BP）2010 年墨西哥灣漏油事故也被認為推高了 GDP－－石油公司斥巨資聘請 4,000 人清理海上污染，創造 30 億至 60 億美元價值之故。
面對 GDP 與社會福祉的矛盾，有經濟學家反省經濟增長的迷思，也就不足為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Michael Spence 認為，社會大可接納較低經濟增長，將重點轉移到其他優先事項，例如改善貧富懸殊、社會環境和生活質素。「多面向的政策能照顧國民的各種需要，惠及大眾。」Michael Spence 表示，重點是優先排序（prioritizing）。
譬如，假如社會不太執著增長，國民就可享受較短工時。生產效率提高，即使工時減少，產出亦能維持。凱恩斯在 1930 年代就預測 21 世紀一周工時只有 15 小時，哲學家羅素則表示，全人類每日工作 4 小時，便足以生產世界所需資源。餘暇較多，身心亦較健康。
改善環境是另一好處。經濟發展壓倒一切之下，中國最基本的空氣和食物被荼毒，開發農業及礦業導致沙漠化，更甚是愈多霧霾愈多錢賺。以 GDP 之名污染環境以及過度開發資源，其實並不明智，有經濟學家建議，開發與再生的頻率最好一致，當然，結果是經濟增長會放緩，但換來的是可持續發展。
注重經濟增長不無理據：增長充足，經濟活動愈多，等於人民愈多機會向上流動，盡展經濟潛能，從而改善財富分配不均。不過，經濟成長蓬勃，也不代表貧富懸殊能夠改善，例如中國作為成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也是貧富差距最大的地區之一，2010 年堅尼系數高達 0.61，相當於 1780 年代法國大革命爆發前夕。
增長論另一辯護說法是，假如經濟遲滯，將會拉垮公共服務，政府再談不上實行上述政策。然而，只要經濟增長率不低於出生率，理應足以提供現有資源，例如瑞典在 1990 年代末適逢經濟放緩，政府就將退休金計劃重組，與成長率掛勾，量入為出，計劃也不至於崩潰，表示公共福利在低增長時代依然可行。
事實上，今日的經濟學界與 80 年前大蕭條時代一樣，難以指出經濟增長究竟從何而來。環球經濟現已進入放緩週期，GDP 低增長是既定事實，如何接受而後應對，或者才是現今政府的正職。那麼，不談 GDP 增長，社會發展還有甚麼指標？企業家 Stewart Wallis 提出 5 項指標：
- 工作（Good jobs）：是否足以維生
- 幸福（Wellbeing）：對生活是否滿意
- 環境（Environment）：碳排放是否達標
- 公平（Fairness）：貧富懸殊表現如何
- 健康（Health）：以「可預防死亡」數目為標準
發展中國家或者未有條件放緩經濟，但富裕國家絕對有餘裕在以上範疇做得更好。人活一世，不應該是一堆數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