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分析將杜林普現象與脫歐公投比較，指出兩者均是對建制的抗議；波蘭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則認為，除了發洩不滿，美國人也投了「強人政治」一票。杜林普成功結合工人階級和舊中產階級的所有焦慮，將消費型社會的失敗歸咎於外來因素，諸如外來移民、種族異類，而建制方案又無力解決問題，魅力強人承諾一場快速補救（a quick fix），雖然「野蠻」或不理性，但對沮喪的民眾而言，仍然極具吸引力。
鮑曼在「工作、消費與新貧」（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一書指出，當國家由「製造型社會」（society of producers）演變為「消費型社會」（society of consumers），邊緣化便愈演愈烈：社會排斥「不合格的消費者」，低下階層不只是「被貶」，更是被逐出階級社會。加上今日社會問題往往被視為「安全問題」，邊緣化趨勢開始波及各種族群，導致社會日益撕裂。
鮑曼在訪談中表示，美國建制無法兌現社會契約，造就杜林普以強人形象出選。比起效率低下的國會，民眾急於求變，更偏好當機立斷的強人意志。相反，希拉莉有 30 年建制背景，政綱不左不右唔上唔落，令她更加不受歡迎。強人崛起，意味既有制度陷入危機。民眾不屑建制程序，反對「由上而下、面目模糊的精英」，傾向與強人領袖直接溝通（例如杜林普的社交網絡），鮑曼憂慮，反建制的浪潮或會危及民主機制。
強人形象背後，不只是國族主義的亢奮與經濟不穩的焦慮，鮑曼認為，杜林普回應了工人階級和舊中產階級的所有焦慮，並且成功說服大眾，只要解決移民、難民、邊緣族群、外國勢力，就能解決所有問題，而杜林普支持者正正需要一場集體幻想，以舒緩各種生存焦慮。
鮑曼「尋找政治」（Search for Politics）一書提出「邪惡三位一體說」（”wicked trinity”），嘗試解釋強人政治的源起：權力是行動的能力，政治則是決策的能力，兩者一旦分離，政治手段不再有效控制社會局面（例如「自由市場經濟」之下，資本隨意進出，不少過戶低成本國家，加劇本國失業），民主被削弱至某個程度，大眾便會感到「不穩、不安和脆弱」（uncertainty, insecurity, vulnerability）。假如建制未能回應「合理恐懼」，民粹強人必將出現，而一個缺乏歷史記憶的民族，對專制統治的魅力隨時甘之如飴，飲鴆止渴。
鮑曼對建制政治的未來不表樂觀，認為一如「信徒死後才想自殺」，建制改變總是來得太遲。美國人希望藉政府之手解決經濟困境，本來包涵重新賦予民主權力的理念，偏偏選出一位政治強人，危害民主本身，這種「急救」不可謂不諷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