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會大選結束，執政人民行動黨（PAP）得票率雖跌至 61.2%，但仍囊括國會 93 席中的 83 個議席。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表示，人民行動黨取得選民「明確授權」。從得票率及議席結果來看，李顯龍所言非虛，但人民行動黨多年來又有何「良方」，以穩固其執政地位？在位者於建制內享有的各種優勢，或是該黨的致勝之道。
人民行動黨已持續執政 55 年之久，在是次大選亦依舊獲得大多數議席，但其「跌票」背後，固然揭示選民對國家政治期望的轉變。但對反對黨派來說，正如工人黨黨魁畢丹星（Pritam Singh）所言，選舉結果「仍算不上飛躍成就」。即使得票率上升，他亦並不為此欣喜，「事實上，我認為接下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反對黨派要改變新加坡政治生態，的確仍有漫漫長路。其中，偏向優待執政黨的制度，或是強大阻力之一。今年大選碰上武漢肺炎疫情，「紐約時報」便指，新加坡原本的政治局面，加上政府的社交距離措施，為反對力量的聚合添上更多阻撓。原本只有 9 天時間，讓候選人舉行競選活動，且期間禁止民意調查；今年政府又以疫情為由，禁止舉行選舉集會。去年通過的假新聞法，則令參與網上辯論的人難以暢所欲言。Facebook 發言人於本年 6 月曾表示，法例的「封鎖令嚴厲，有可能遭濫用扼殺網上的意見表達」。
疫情與假新聞法都是近年的新限制手段，若要討論「制度問題」，也許應該追溯得更早，方能瞭解人民行動黨的長勝秘訣。當中，1980 年代引進的「集選區」（GRC）制度，要求同一選舉裡，由 3 至 6 名候選人共組一支團隊參選國會議員；而每支競選團隊至少須有一人為華裔以外種族，確保議會多元化、避免引起國內種族分裂。然而，當同樣的多數制應用在集選區與單選區，前者卻可以為勝出的黨派帶來更多議席。
即使如此，可能有人認為這只是選舉方式不同，「一人一票」的本質不變。「經濟學人」則點出執政黨在「集選區」的優勢 —— 由於不同政黨必須同時派出多名候選人，故「集選區」制度對反對派而言，競選成本相當高，且難以攻克。今屆 17 個集選區中，反對派僅拿下其中兩個，比往屆增加一個集選區；相反，其他所有由人民行動黨取得的集選區議席，即佔去議席總數的 85%。新加坡國立大學兼職法學教授 Kevin Tan 指，以不公的選區邊界劃分操縱選舉（Gerrymandering）是真正的問題。他認為：「由於新加坡沒有獨立的選舉委員會，故無人得知各個選區劃分背後的依據。」
執政黨的另一個優勢，便是蘿蔔與大棒（Carrot and Stick）。人民行動黨不時許諾，會為選民完善各類社會設施、建造組屋，前題是 —— 承諾只適用於支持自己的選區。2006 年，時任總理吳作棟曾向後港選區選民承諾，假如他們支持人民行動黨候選人，便會支付 1 億新加坡元為他們翻新組屋。此外，該黨候選人亦在一次補選中承諾捐出 190 萬新加坡元，為選區興建有蓋行人道、坡道和公園。
支持執政黨的人們有蘿蔔吃，反對者們自然要吃大棒。吳作棟當年同時警告後港選民，假如他們不投票支持人民行動黨，便會成為「貧民窟」。而出動過大棒吆喝的黨內高層人物，並不止吳作棟一人：2011 年，當記者問及李光耀，對阿裕尼（Aljunied）選區選出反對黨候選人的前景有何看法時，他回答：「假如阿裕尼區選了這條路，他們會有 5 年的悔過期。」
結果，阿裕尼選區在往後的日子確實要付出「代價」。2009 至 2011 年間，國家發展部屬下的社區設施改進委員會（CIPC），向人民行動黨控制的市鎮會批出 1,200 萬新加坡元補助金。然而，畢丹星表示，在工黨勝出後的 2012 至 2018 年間，只收到 68 萬新加坡元的補助金。新加坡民主黨黨魁徐順全，於上週大選前接受美國彭博電視訪問時說：「我們不僅與執政黨鬥爭，我們正在與整個國家機器鬥爭。」反過來說，這或許就是人民行動黨的致勝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