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會大選結束,執政人民行動黨(PAP)得票率雖跌至 61.2%,但仍囊括國會 93 席中的 83 個議席。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表示,人民行動黨取得選民「明確授權」。從得票率及議席結果來看,李顯龍所言非虛,但人民行動黨多年來又有何「良方」,以穩固其執政地位?在位者於建制內享有的各種優勢,或是該黨的致勝之道。
人民行動黨已持續執政 55 年之久,在是次大選亦依舊獲得大多數議席,但其「跌票」背後,固然揭示選民對國家政治期望的轉變。但對反對黨派來說,正如工人黨黨魁畢丹星(Pritam Singh)所言,選舉結果「仍算不上飛躍成就」。即使得票率上升,他亦並不為此欣喜,「事實上,我認為接下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反對黨派要改變新加坡政治生態,的確仍有漫漫長路。其中,偏向優待執政黨的制度,或是強大阻力之一。今年大選碰上武漢肺炎疫情,「紐約時報」便指,新加坡原本的政治局面,加上政府的社交距離措施,為反對力量的聚合添上更多阻撓。原本只有 9 天時間,讓候選人舉行競選活動,且期間禁止民意調查;今年政府又以疫情為由,禁止舉行選舉集會。去年通過的假新聞法,則令參與網上辯論的人難以暢所欲言。Facebook 發言人於本年 6 月曾表示,法例的「封鎖令嚴厲,有可能遭濫用扼殺網上的意見表達」。
疫情與假新聞法都是近年的新限制手段,若要討論「制度問題」,也許應該追溯得更早,方能瞭解人民行動黨的長勝秘訣。當中,1980 年代引進的「集選區」(GRC)制度,要求同一選舉裡,由 3 至 6 名候選人共組一支團隊參選國會議員;而每支競選團隊至少須有一人為華裔以外種族,確保議會多元化、避免引起國內種族分裂。然而,當同樣的多數制應用在集選區與單選區,前者卻可以為勝出的黨派帶來更多議席。
即使如此,可能有人認為這只是選舉方式不同,「一人一票」的本質不變。「經濟學人」則點出執政黨在「集選區」的優勢 —— 由於不同政黨必須同時派出多名候選人,故「集選區」制度對反對派而言,競選成本相當高,且難以攻克。今屆 17 個集選區中,反對派僅拿下其中兩個,比往屆增加一個集選區;相反,其他所有由人民行動黨取得的集選區議席,即佔去議席總數的 85%。新加坡國立大學兼職法學教授 Kevin Tan 指,以不公的選區邊界劃分操縱選舉(Gerrymandering)是真正的問題。他認為:「由於新加坡沒有獨立的選舉委員會,故無人得知各個選區劃分背後的依據。」
執政黨的另一個優勢,便是蘿蔔與大棒(Carrot and Stick)。人民行動黨不時許諾,會為選民完善各類社會設施、建造組屋,前題是 —— 承諾只適用於支持自己的選區。2006 年,時任總理吳作棟曾向後港選區選民承諾,假如他們支持人民行動黨候選人,便會支付 1 億新加坡元為他們翻新組屋。此外,該黨候選人亦在一次補選中承諾捐出 190 萬新加坡元,為選區興建有蓋行人道、坡道和公園。
支持執政黨的人們有蘿蔔吃,反對者們自然要吃大棒。吳作棟當年同時警告後港選民,假如他們不投票支持人民行動黨,便會成為「貧民窟」。而出動過大棒吆喝的黨內高層人物,並不止吳作棟一人:2011 年,當記者問及李光耀,對阿裕尼(Aljunied)選區選出反對黨候選人的前景有何看法時,他回答:「假如阿裕尼區選了這條路,他們會有 5 年的悔過期。」
結果,阿裕尼選區在往後的日子確實要付出「代價」。2009 至 2011 年間,國家發展部屬下的社區設施改進委員會(CIPC),向人民行動黨控制的市鎮會批出 1,200 萬新加坡元補助金。然而,畢丹星表示,在工黨勝出後的 2012 至 2018 年間,只收到 68 萬新加坡元的補助金。新加坡民主黨黨魁徐順全,於上週大選前接受美國彭博電視訪問時說:「我們不僅與執政黨鬥爭,我們正在與整個國家機器鬥爭。」反過來說,這或許就是人民行動黨的致勝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