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集中營伴隨蘇聯誕生，勞役囚犯至死的問題一直存在，但這個活人地獄卻經常被忽略。普立茲獎得獎作家 Anne Applebaum 作品「古拉格的歷史」（Gulag: A History）發現，1920 年代古拉格建立之初，國際社會確曾關注過虐囚問題，也發起過抵制古拉格產品的運動，究竟蘇聯是如何反擊批評，最終把垂死囚犯消音？
十月革命緊接著俄羅斯內戰，蘇聯向舊政權支持者開火外，亦清算昔日的革命同道，有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與列寧分道揚鑣的孟什維克（Mensheviks），還有其他支持革命卻沒有加入列寧的派系。這些政治犯較普通罪犯難管得多，他們為推翻沙皇付出過努力，又曾經在沙俄時代坐牢，知道如何發動絕食抗議、向獄吏施壓、與囚友互通消息，更重要是跟國際保持聯繫。
由於大多數社會主義黨派都經營海外分會，通常設於柏林或巴黎，以致政治犯有能力借此重創蘇聯的國際形象，特別在左翼圈子中。1921 年，社會革命黨海外分會代表在共產國際大會上，宣讀被囚於蘇聯黨友的來信，怒斥蘇聯監獄待遇比沙皇時代還要差，隨即引起與會者譁然。信中寫道：「我們的同志在裡頭挨餓，很多人被監禁好多個月都不准會見親友、寫信、運動。」
羽翼未豐的蘇聯相當忌憚西方社會主義者的眼光，很多領導人曾被流放多年，對國際間老同志看法非常敏感，而且他們深信革命浪潮可望蔓延西方，不希望負面報道有礙實踐共產革命。其中最困擾蘇聯的國際組織名為「政治紅十字會」（Political Red Cross），它在沙皇年代專門支援俄國革命分子，其後改為支援蘇聯政治犯，同樣叫蘇聯領導人難堪。
俄羅斯北部島嶼索洛韋茨基（Solovetsky）的首個模範勞改營，1923 年 12 月 19 日便發生流血衝突，惹來國際關注。獄中的社會主義政治犯拒絕任何強迫勞動，他們認為政府既然把他們囚禁，便有必要供給生活所需，因此事事捍衛自身權利，與營方對著幹，雙方就宵禁時間爭執，士兵最終射殺 6 名政治犯。當時政治紅十字會把事件第一手報道偷渡海外，蘇聯傳媒還未有消息前，西方報章已經搶先報道事件，叫蘇聯政府措手不及。
各打五十大板令議題失焦
蘇聯首先抹黑政治犯，挑起其他囚犯對政治犯的不滿，也試圖扭轉民意。營方發表的報告反指，政治犯在獄中予取予求、好吃懶做，只顧讀書看報，在物資短缺的時候，仍有白麵包、奶油和牛奶等勞動階層沒有的資源。當局甚至引用政治犯的家書，證明其待遇良好：「我在這裡很好，吃得也很好…… 不需要寄衣服跟食物給我。」即使這是為了讓家人安心所寫的善意謊言，但官方宣傳還是淹沒了政治犯的辯解。
蘇聯淡化虐囚暴行的另一手段，就是反指控西方人權問題，聲稱要救援資本主義囚禁的 10 萬名政治犯，遂於海外成立國際組織「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MOPR）。政治紅十字會柏林分會甫開始便批評，MOPR 試圖將「蘇聯監獄、集中營和流放地發出垂死呻吟的人消音」，但 MOPR 還是在蘇聯扶持下成長，1924 年號稱全球會員人數 400 萬，又邀請各國代表召開國際大會。
蘇聯的人權爭議當然沒有因此消失，1920 年代西方還是持續報道蘇聯囚犯的不人道待遇。1926 年一名逃犯在倫敦出版專著「地獄島」（An Island Hell）講述索洛韋茨基集中營慘況，1927 年法國也就同一主題出版著作「共產蘇聯的一座監獄」（Un Bagne En Russie Rouge），確曾引起公民社會關注。法國參議員曾依據蘇聯難民證供撰文，以蘇聯虐囚問題與西非利比里亞的奴隸案調查比較，無疑是向自命解放的蘇聯摑一記耳光。
可是，蘇聯反控訴西方人權問題的策略，確實阻撓蘇聯虐囚議題繼續發酵，不少知識分子及左翼人士傾向認為，既然西方有同樣人權問題，針對蘇聯就是沒有看到事實全部。法國作家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當時受邀演講，為蘇聯獄中社會主義者書信集講評，便公開呼籲：「幾乎一模一樣的事也在波蘭的監獄發生；還有加州監獄，世界工人聯盟的工人在那裡受難；還有安達曼群島上的英國地牢……」
各打五十大板之後，蘇聯囚犯問題失去焦點，救援囚犯組織在柏林、巴黎和紐約也愈來愈難籌錢。有蘇聯政治犯在寄給海外朋友的信中慨嘆，曾經以為索洛韋茨基槍殺囚犯案可撼動世界，起碼喚起社會主義同道關注，但「一連串幸災樂禍的笑聲滲入這場悲劇」，世界對事件也慢慢喪失興趣。隨著蘇聯把政治犯押送到更偏遠的集中營和監獄，他們的音訊也更難流傳海外，在沙俄享有的囚犯權利也逐步取消，最終更被刑事犯壓在頭上，淪為獄中最低階犯人。
草草了事的抵制古拉格運動
古拉格體制在 1930 年代到了史無前例的規模，國際社會也再次關注勞改營問題，但重點不再是囚犯人權，反而是勞改營利用強迫勞動的極低成本，製造大量廉價產品傾銷海外，對陷入大蕭條的西方造成經濟衝擊，杯葛蘇聯產品的呼聲高漲，最終也上升到國家層面。
1930 年美國財政部引用關稅法案規定，以禁止囚犯或強迫勞動生產的商品進口為由，宣佈全面禁止蘇聯紙漿用木材和火柴進口。雖然禁令未能通過國會審議，只維持一星期便叫停，但國會就相關法案的討論仍然繼續。英國方面，政府決定在外交上承認蘇聯引發社會不少反響，「泰晤士報」就有專文探討蘇聯強迫勞動的問題，為英國政府帶來壓力。
事實上，蘇聯相當依賴向海外傾銷木材，以吸納國際上的強勢外匯，所以西方抵制行動確實威脅到蘇聯，史太林在國內如何恣意妄為，面對國際杯葛也迅速反應。首先，蘇聯在公開聲明從此不再提「集中營」字眼，改稱較中性的「勞改營」；然後，當局又跟個別林業單位改簽合約，在名義上不再用勞改營囚犯，部分伐木營甚至當真一夕間換走所有囚犯，改為僱用流放當地的富農頂替。
蘇聯當局在肯定個別伐木營沒有僱用囚犯，可充當向西方展示的櫥窗後，遂於 1931 年起邀請外籍人士和記者親身到訪，而這種樣板伐木營當然無從反映蘇聯實況，所謂報道都只會淪為蘇共喉舌。最終西方國家未有進一步追究，杯葛運動也慢慢平息。史太林為免再有抵制風險，日後亦傾向強制囚犯從事其他勞動項目，包括 1933 年建造的「白海-波羅的海運河」，是蘇聯史上唯一在文宣全面曝光的古拉格工程，衍生多部官方贊助的文藝作品，但海外影響力有限，基本上只有共產主義者會欣賞。
古拉格體制規模在戰後達到顛峰，史太林死後的 1950 年代告一段落，1970 年代又再次局部重生。但當時國際消息已十分流通，蘇聯作家索贊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巨著「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轟動國際，蘇聯再無法阻止問題在西方曝光，古拉格甚至成為冷戰外交的重要議題，最終隨蘇聯解體而壽終正寢。
雖然暴政已成過去，但最叫 Applebaum 耿耿於懷的是，相比起納粹集中營，蘇聯古拉格的工業規模、過千萬的受害人數，明明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世人回首歷史，對古拉格的關注始終遠不及納粹集中營。
這種落差背後有諸多原因，其中，相比盟軍解放納粹集中營後，拍下無數駭人的大屠殺照片，蘇聯卻成功阻止外界為古拉格集中營拍照，除了官方認可的文宣外，幾乎沒有留下任何足以震撼世界的圖像。無圖無真相的年代裡，古拉格囚犯總是在無聊的苦役中、沒沒無聞地死去，未有改編成驚心動魄的荷里活電影，也沒有化為令世人印象深刻的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