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專制政權會透過資訊審查鎮壓民主運動。有時候，政府會以法律或者行政手段，直接把資訊刪走。也有時候是員工為求人身安全、三餐溫飽，進行自我審查。不過在亂世之中，總會有人憑良心和勇氣守護記憶，南非大學學者 Mpho Ngoepe 和普馬蘭加大學學者 Sidney Netshakhuma 就在檔案學期刊 Archival Science 發表研究，講述非洲民族議會的「解放檔案」（Liberation Archives）。
1910 年，南非從英國獨立，成為「南非聯邦」（Union of South Africa），到 1961 年成為完全獨立的共和國。可是南非結束英國殖民時期後，當地黑人依然活在白人高壓統治之下，飽受種族隔離政策之苦。白人專政期間，當地黑人組織了多場反對運動，代表組織有「非洲人國民大會」（非國大，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成員包括後來的南非總統曼德拉。他們在 1912 年已經建立組織，多年來主張和平非暴力抗爭，例如罷工和示威，並一直享有合法的地位。
可是到 1960 年，南非政府通過「通行證法」（Pass laws），嚴格規定黑人的活動範圍，其他公民也要在家鄉或指定區域外攜帶通行證，該法例並認為是種族隔離制度的象徵。事件激發非國大與主張勇武抗爭的「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Pan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合作，號召大型抗爭，最終導致「沙佩維爾屠殺」（Sharpeville massacre），69 名和平示威者被警察殺死。非國大在事後被定為非法組織，成為南非抗爭歷史的轉捩點。
非國大走向地下化和武裝化，如成立軍事組織「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Ngoepe 和 Netshakhuma 補充指，由 1960 年到 90 年代初，非國大秘密為南非民族解放運動做了很多記錄工作，那些存檔就被稱為「解放檔案」。檔案除了有地下政黨的文件，也包括重要的個人日常記錄，例如曼德拉在獄中寄給家人的書信。兩位學者指，「解放檔案」不單描繪了當時的政治環境，還保存邊緣群體的聲音，填補了後種族隔離時代，民族記憶的空隙。
在地下抗爭期間，非國大成員要秘密和情報機關戰鬥，在記錄時要做好層層保密工作，重要人物都會匿名。兩位學者形容，非國大的檔案工作大部分在極為艱鉅情況下進行，文件要一個接一個人秘密運送，直到領袖簽署核實，期間要避免落入警察手中。當時很多檔案工作都由流亡的組織領袖負責，初時他們的海外總部位於坦干伊加（現時坦桑尼亞一部分）首都三蘭港，另有分部設於倫敦，1964 年總部搬到剛獨立的贊比亞首都盧薩卡。
紐約市立大學檔案學家 James Lowry 稱那些解放檔案為「流散檔案」（displaced archives），由於它們離散在世界各地，即使後來南非結束種族隔離政策，非國大經選舉成為執政黨，也難以整合出完好的解放運動歷史。除了運輸過程可能令檔案遺失，也有組織成員害怕特工找到存檔而自己銷毀；有些珍貴文件則輾轉落入到私人收藏家手中，2010 年邦瀚斯拍賣行就出售一張由非國大簽署的「自由憲章」，叫價 30 萬港元，最後要一班南非商人秘密出手拯救國寶。
而且非國大很多海外活動並非在發達國家進行，沒有足夠資源和人才做好檔案管理。到今天，非國大依然尚未能整理、回收那些流散各地的解放檔案，但問題已得到更多像 Ngoepe 和 Netshakhuma 等學者關注，在未來或者有更多抗爭檔案重見天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