訓練狗隻便溺,如何塑造出現代都市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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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有狗主帶同多隻愛犬參與水晶宮舉辦的狗展。 圖片來源:Henry Miller News Picture Service/FPG/Getty Images

倫敦、巴黎與紐約貴為 19 至 20 世紀現代大都會,各居住有數百萬世界各地人口,但我們經常忽略當中還有數十萬計非人類居民。利物浦大學歷史學者 Chris Pearson 最新作品 Dogopolis: How Dogs and Humans Made Modern New York, London, and Paris 指出,當牲畜陸續遷往郊區,狗隻在市中心的數量卻與日俱增,牠們成為中產階層的新寵兒,又與現代公共衛生標準衝突,最持久的爭議是隨地便溺,以致馴犬成為現代倫敦、巴黎與紐約誕生的重要一環。

1789 年法國大革命前,法國狗隻數量只有 100 萬,其後穩步增加到 1914 年的 300 萬隻;英國登記的狗隻數量從 1867 年的 83 萬隻,增加到 1878 年的超過 130 萬隻,此後增幅持續;1930 年代後期,紐約官方統計狗隻亦多達 50 萬。

無論是棲息在主人家中的寵物犬,還是在垃圾堆覓食的流浪犬,狗隻數量都與人類同步增長,是現代都市的重要成員,與其他動物遭遇迥然不同。從 19 世紀中期開始,乳牛、豬隻與其他牲畜都被迫遷出市中心,火車、電車和汽車淘汰馬車,亦使得馬匹數量大減,衛生部門還對城市內的老鼠、蒼蠅及其他昆蟲趕盡殺絕,狗隻卻為少數人類認可的城市「合法」居民之一。

Pearson 提醒,19 世紀都市人接納狗隻的過程,主要是以中產文化為中介。中產階級不但喜歡養狗為樂,重視人狗的情感連繫,還信奉人道主義精神,驅使他們反對鬥狗賽事,催生多個動物福利組織,倫敦便成立首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PCA)和拯救狗隻協會 Battersea Dog’s Home。中產階層的濃厚潔癖傾向,加上對於傳染病的恐懼,亦驅使他們抗拒城市中不受管束的流浪犬,著意要用人道方式解決流浪犬問題。

1924 年有動物保護分子攜同寵物示威,呼籲國會通過反活體解剖法案。 圖片來源:Topical Press Agency/Getty Images

隨地狗糞的前現代意象

狗隻融入現代城市過程可謂相當漫長,便溺問題曾經構成其與人類的最大衝突。當時很多流行的馴犬指南,特別注重寵物犬的衛生,如教導主人如何阻止愛犬吃街邊垃圾和腐肉,主人亦要注意其染病徵狀。學者 Alfred Barbou 更警告,狗主「忘記、疏忽和不遵守」衛生守則,將會擾亂狗隻的「生理平衡」而引致疾病。

然而,無論馴犬指南如何強調衛生,卻總是礙於 19 世紀中產忌諱,羞於直接談論狗糞問題。有少數指南會用委婉字眼交代,如建議主人定時帶狗外出,以滿足牠們的「私密需要」(Intimate Needs),只有個別作者建議主人可在家中安放砂盆。結果處理狗隻便溺心得,通常是靠狗主口耳相傳,街道淪為狗隻最主要的便溺場所;中產狗主又礙於潔癖而不願親自處理愛犬糞便,間接導致倫敦、紐約和巴黎狗糞為患,使市民忍無可忍。

推動婦女參政的英國醫生 Agnes Savill 曾經公開痛斥,倫敦街道淪為「寬敞的狗廁所」。「紐約時報」讀者投訴,旨在改善市容和確立紐約現代性的設施,如今都遭到狗糞沾污,嚴重削弱市民對社會進步的信心。巴黎醫學院衛生專家 Marcel Clerc 分析指出,狗糞與人糞相似,本身就容易惹人反感。正當中產階級完善現代城市秩序,把排便定義作私密行為之時,隨地狗糞卻予人前現代的感覺,一再提醒現代人最不敢直視的身體機能。

隨著科學界發現寄生蟲和細菌理論,政府、記者和志願團體已不得不認真看待狗糞問題,倫敦、紐約和巴黎報章有愈來愈多相關的批判文章,雖然行文繼續用上委婉字眼,但卻成功發起過清除狗糞行動,首場公開的反狗糞運動在紐約發起,倫敦則引入首條處置狗糞法例。

城市比農村更適合狗隻?

倫敦、紐約和巴黎當然存在很多差異,地理學家 Philip Howell 甚至誇張地形容,三地中產階層的分歧,來自處理「狗隻問題」(Dog Question)的辦法。但 Pearson 堅持,我們不宜低估三地中產階層互通的價值、恐懼與慾望,這不但建基在他們相似的社會經濟條件,還有全球化下流通的翻譯書籍、細菌理論和專業醫護知識。

19 世紀末,被狗咬傷的英美居民,曾流行前往巴黎求醫,求救於細菌理論奠基人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瘋狗症療法;純種犬隻與警犬亦會橫跨大西洋,在三座大都會之間穿梭;各國動物保護分子又會在國際會議上交流意見,以致三地的狗隻文化有趨同傾向。

19 至 20 世紀初的倫敦、紐約和巴黎同為都市現代性(Urban Modernity)代表,見證著大眾消費文化興起,孕育出令人眼花撩亂的建築形式,公共衛生的規訓權力施展到每個都市人身上,但我們往往忽略三座都市同樣有數量龐大的非人類居民,如何與狗隻共居是公民社會思考的重要課題。

狗隻總是夾在擁擠混亂的城市現實、與秩序井然的管治理想之間,部分可通過寵物犬和警犬身份融入現代都市生活,流浪犬卻被視作前現代的殘餘物,數百萬頭不受歡迎的狗隻遭以「人道」之名毀滅;狗隻在街上隨地便溺的問題,最後也擴闊中產對「公民責任」的理解,所有爭議的核心問題,都圍繞著狗隻能否與中產的現代生活願景保持一致。

說到底,現代城市是否真的適合狗隻居住?1930 年代著名紐約獸醫 James R. Kinney 與助手 Ann Honeycutt 堅定認為,狗與人有多個世紀的情感連繫,使得牠們喜歡與人待在一起,城市絕對能滿足牠們需要;他們又認為,城市人相比起農民更懂得善待狗隻,大城市才是名副其實的狗樂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