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 年，世界首次就「禁止生物武器公約」達成協議。當時設計和生產生物武器既昂貴又困難。無論是 1977 年懷疑由實驗室外洩引起的蘇聯流感，或 1995 年日本奧姆真理教使用的沙林毒氣，也不曾像流行病般影響全球。但隨著人類研究病毒的科技愈進步，DNA 定序與合成等技術價格迅速下降，像新冠病毒或破壞力更強大的病毒，將可能在世界各地的實驗室中產生。
儘管新冠病毒爆發原因未明，但人們已知傳染病有可能起源於實驗室。1978 年，英國曾有實驗室發生天花病毒洩漏。2014 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冰箱中，發現 6 支被遺忘數十年、裝有天花病毒的試管。同年，亞特蘭大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一名研究員，將一瓶被致命病毒株意外污染的禽流感病毒運送到至少兩個農業實驗室，因其中一個實驗室雞隻生病死亡，才發現事件。
2003 年沙士爆發後，北京、台灣與新加坡共發生 6 宗因實驗室洩漏而導致的沙士感染。去年 12 月，台灣一名研究員在當地成功抑制疫情期間，懷疑因接觸病原體而患上 COVID-19。今年，美國前參議員 Joe Lieberman 於兩黨生物防禦委員會表示，隨著世界各國為研究易於傳染和致命的病原體而建立更多實驗室，實驗室事故將可能迅速增加。
倫敦國王學院一項有關生物安全的研究顯示，目前全球有 23 個國家正營運或將設立近 60 個被歸類為最高生物安全等級的 BSL-4 實驗室，獲授權展開最危險的病原體研究；當中至少 20 個是於過去 10 年建成，超過 75% 位於市中心，一旦洩漏將蔓延得更快。加上現今人們更易接觸及掌握相關的生物研究技術，只一個實驗室或一小撮人，就足以有意或無意引發波及全球的破壞。
儘管生物武器構成巨大威脅，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卻缺乏資金執行，亦未獲各國重視。此國際條約成立目標之一，是識別可能充當生物武器的危險病原體，雖然大部分相關工作仍在進行，但僅旨在研究和了解可能導致下一次大流行的病毒；對於各國正進行與生物武器相關的研究，及其可能導致的意外病毒洩漏，卻並不著力規管。
例如一種稱為「功能增益」（gain of function）的研究，旨在增強野生動物身上病毒對人類的傳播與威力；2014 年，因上述種種病毒洩漏事件，及這種研究可能加重禽流感的風險，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暫停資助對可能導致大流行的病原體進行此研究；2017 年卻未有詳細解釋而撤銷禁令。去年，美國立法禁止聯邦撥款予沙士、中東呼吸綜合症和流感病毒的功能增益研究。
目前，美國仍資助特定實驗室進行相關研究。在此前提下，若要透過法例監管，就必須區分研究的性質及目的 —— 到底是研究病毒，抑或是蓄意製造高風險的病原體，但兩者卻難以分辨。曾任奧巴馬政府國防部助理部長，負責核、化學和生物防禦項目的 Andrew Weber 直指：「正因為我們的政府支持這種功能增益研究，也為想進行生物武器研究的國家帶來了完美掩護。」
病毒學研究的另一潛在風險，涉及識別帶有危險病原體的物種。科學家會到偏遠地區採集病原體樣本，帶回實驗室確認它們能否感染人體細胞。Weber 指這類工作被宣傳為有效防止病原體外溢而引發的流行病，但對 SARS-CoV-2 卻沒甚作用。許多專家質疑這類研究的成效被誇大，低估了潛在風險。若研究結果用於生物武器計劃，或遭恐怖組織濫用，後果更不堪設想。
今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有份參與的一份報告顯示，94% 國家未對軍民兩用的「雙重用途研究」（dual-use research），設立法定監管機構或立法規管。他們在 2018 年以電腦程式模擬大流行，在虛構場景中，以奧姆真理教為藍本的恐怖組織，結合副流感病毒的高傳播性和尼帕病毒的超強毒力，創製出一種超級病毒，最終殺死全球 1.5 億人。
Lieberman 指，合成生物學和生物科技進步，令研製傳播力強和殺傷力大的病原體更容易。以往要特製所需的脫氧核糖核酸（DNA） 序列，昂貴而複雜；如今只要取得病毒的 DNA 或核糖核酸（RNA）序列，便可以基因打印機複製，現在亦有多家公司提供郵件訂購基因的服務。預計將來推出的桌面級別合成器，可讓實驗室無需經中間人而自行打印。
然而，當 DNA 合成技術變得愈簡單和便宜，審查及篩選危險序列的成本比例卻相應提高，某些公司為降低成本價格，可能跳過此程序。麻省理工學院生物學家 Kevin Esvelt 和來自美國、歐盟和中國等的研究團隊，正開發數據庫，當中包含致命和危險序列的哈希值（hash）—— 數學計算生成的字符，每串只對應一個序列；假如不知道原本的危險序列，就無法透過逆向工程來獲得它。
Esvelt 的數據庫，在不違反任何人私隱和知識產權下，讓用者對照危險序列清單檢查序列，更無需擔心清單被用於恐怖組織或生物武器項目。為求更安全，DNA 合成公司應將序列發送給經認證的危險序列數據庫，並由政府規定必須進行篩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