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曾說：一戰是歐洲內戰。殖民宗主國內鬥，掀起世界動亂，由中東乃至遠洋美國，假若美國並無應協約國（Allied Powers）之邀參戰，歐洲戰局會如何收場？適逢美國參戰百年紀念日，美國新保守派政評人、前總統喬治布殊文膽 David Frum 撰文分析美國抽身歐戰的後果，並主張一戰雖然相當不受歡迎，戰後歐洲的民主實驗亦以失敗告終，但為重整世界秩序，一如二戰及冷戰的抉擇，美國仍絕對有必要介入。
1917 年 4 月 6 日，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向德意志帝國宣戰，參戰原因歷來有多種說法：英國間諜以齊默曼電報（Zimmermann Telegram）慫恿美國向同盟國開火，雖然墨西哥總統最終拒絕與德國合作夾擊美國，但美國仍決意派兵歐洲；又有軍火商、銀行家一心發戰爭財，積極推動美國加入戰團，而美國在一戰期間為英法等國供應武器的收入就多達 125 億美元外債，遂有後來「死亡商人」（Merchants of Death）之說。外債假如不能兌現，囤積再多也無意思，美國為確保協約國能夠履約，只有出兵襄助一途；等等。
質疑出兵原因的理由不一而足，但均指向同一個結論：美國不應參戰。從戰後 20 年間發展而言，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無法維繫和平，巴黎和會條約淪為廢紙，歐洲多國民主實驗失敗，催生出更大的政治威脅，美國戰後外交方針的確廣為垢病，威爾遜就被國人不無惡意譏為理想主義者，亦導致二戰期間美國遲遲未有回應軸心國的野心。然而一如 David Frum 指出，其時美國所面對的問題 ，亦是 1941 年、1946 年、越戰乃至今日中國崛起的問題：世界秩序由誰主宰？
1917 年之際，德國與俄羅斯議和，同盟國（Central Powers）東面戰線平定，而英法主導的協約國則已耗盡美國金融市場的貸款額，假如缺乏國家資助，再負擔不起龐大軍費，便唯有向同盟國議和。其時同盟國的勢力範圍持續擴張，截至 1918 年 6 月，（以今日的邊界而言）北至芬蘭，南至阿爾巴尼亞與塞爾維亞，東至烏克蘭及格魯吉亞，西至比利時與法國北部，均已落入同盟國之手。
據 David Frum 預計，即使英法在議和中力保西線利益，德國與奧匈坐擁大半歐洲領土，必以專制國家姿態成為歐洲霸主，屆時將比二戰之後蘇聯進駐歐洲更危險：德國若果以萊茵河劃地為界，而非冷戰時期柏林以東的易北河，佔地富庶，科研技術先進，實力將遠超日後崛起、貧窮落後的蘇聯，更有可能首先研發出原子彈及洲際導彈，對民主西方構成莫大威脅。
今日德國在某程度上也「領導」歐洲，但有別於凱撒治下的德意志帝國，前者民主、隸屬西方陣營、尋求磋商國際共識；後者獨裁、挑戰西方秩序、訴諸威權鐵血統治。當然，一戰前後的民主政體如英美法等國民主程度相當有限，人權紀錄劣跡斑斑，但不代表民主不值得去投資，尤其相比起德國的鐵血模式、日本的軍國體制，威爾遜倡議的「以民主平等換長遠和平」更形必要。
威爾遜所謂「為民主建立安全環境」（”the world must be made safe for democracy“），並非指直接頒行民主制度（例如二戰之後美國改組日本政體），而是要營造和平的環境，容許民主滋長平等，平等再滋長和平。論調今日看來理所當然，但假如同盟國坐擁領導世界優勢，民主制度未必比專制模式受歡迎；而事實上，威瑪共和（Weimar Republic）、俄羅斯二月革命後的短命議會、1920 年代初的日本大正民主均以失敗告終，波及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波羅的海三國、芬蘭和波蘭等獨立民主國家，甚至在 1940 年代更有美國作家宣稱納粹是「未來的浪潮」（”wave of the future“），反映民主制度並不保證成功，亦不一定比極權法西斯更加吸引。
既然如此，民主仍然值得宣揚嗎？今日世界各地似乎已有不少人投下反對票，特別是波蘭、匈牙利和土耳其近年由民主漸變成專制國度，作為趨勢比極權中共更令人憂慮。假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不再輸出民主、自由、人權、平等、法治等西方價值，自然會有其他模式填補真空，可能是中國模式，又或是俄羅斯模式。面對專制強國崛起，美國再一次站在抉擇關口，這一次世界秩序又會由誰主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