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專制國家都會設選舉制度，目的是要營造民主假象，建立政權認受性，又可分化反對勢力和避免國際制裁。儘管選舉制度並不公平，但若過程中稍有不慎，當權派系也有下台風險，近例就有岡比亞和馬來西亞。專制政權不斷研究操控選舉的方法，而「國家安全」就成為了他們的新工具。
東安格利亞大學政治學家 Sarah Jenkins 於 2020 年在政治學期刊 Democratization 發表研究，探討專制政權如何以「安全化」（Securitization）為策略，打壓選舉活動。在冷戰後，一班哥本哈根學派的政治學家提出「安全化」理論，提出所謂的「安全問題」，很多時是政客用言語和文宣建構而成，為了特定政治目的，把一些人和事件包裝成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從而證成政府推出的非常手段，例如軍備升級。「安全化」理論初時被用於解釋國際關係現象，後來不少社會科學家把理論延伸到其他政治問題，譬如監控、審查和各種鎮壓措施。
Jenkins 留意到，近年非洲很多專制政權把選舉升級至國家安全問題，每當選舉前後，人民都活在恐懼之中。例如，東非馬拉維本來是政局最穩定的非洲國家之一，但在 2014 年大選，執政陣營卻指責反對派密謀在選舉後暴動，並以恐怖和威脅手段，以圖左右選舉，最終政府鎮壓選舉活動，致兩人喪生。2019 年博茨瓦納選舉，政府更早在兩年前就部署大量警力，防暴車和全副裝備的警察在街上高調巡邏，政府不斷警告選舉可能會帶來前所未有的政治暴力。多國政府都採用類似的「安全化」策略，人民也開始害怕選舉，Jenkins 引用的問卷調查顯示，2016 年加納選舉時，就有 54% 受訪者表示擔心選舉會引發暴力。
Jenkins 重點分析坦桑尼亞、烏干達和贊比亞的例子，以了解整套「安全化」策略如何運作。政府通常會先在公開場合宣稱選舉帶來安全風險，然後運用國家文宣機器，鋪天蓋地誇大國家安全威脅，令恐慌情緒在社會蔓延。Jenkins 指出，這些論述會使市民大眾優先關注社會安全和秩序，而非自由和廉潔的選舉。在此之後，政府會用一套敵我對立的修辭來包裝安全問題，鎖定反對派陣營，指責他們是破壞社會的流氓，而自己則是捍衛社會穩定的英雄。例如烏干達執政黨「全國抵抗運動」（National Resistance Movement）就標榜自己在 80 年代推翻暴政，解放人民；坦桑尼亞執政黨「革命黨」（Chama Cha Mapinduzi）也威脅指，若反對派上台，國家只會再經歷數十年前的政治動盪。
最後，政府會把論述化為行動，宣稱要採取任何必要行動以維持秩序。他們把提出議題的人標籤為滋事者，把合法的選舉活動和民主示威「刑事化」（Criminalization）。於是，反對派的合法權利，例如集會權和言論自由，都被政府以各種法律名目剝奪。漸漸地，整個選舉過程也被「軍事化」（Militarization），例如在選舉年，贊比亞警察就像軍隊一樣，手持 AK47，大搖大擺在街上游走。
這套「安全化」策略顯然奏效。即使政府恐嚇參選人，競選活動受阻，反對派支持者被迫自我審查，但在 2016 年的烏干達和贊比亞大選，仍有 60% 受訪民眾覺得選舉尚算公平。Jenkins 估計，專制政權又要舉行選舉，又要確保勝出，同時也要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去干預選舉，將會愈來愈多政府採用「安全化」策略，而且這個形象會是跨地域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