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數年，不少專制政權不單沒有走向民主化的道路，還加速個人集權。例如不同國家的修憲行動，杜特爾特的反恐惡法和盧卡申科的血腥鎮壓等等。同時，又有一些在位多年的獨裁者被推翻，例如高壓統治蘇丹近 30 年的巴希爾和掌控阿爾及利亞 20 載的布特弗利卡。有學者就在去年於政治學期刊 Democratization 撰文，分析獨裁者何時會進一步個人集權，而他們又要面對甚麼風險。
撰文的丹麥政治學者 Alexander Taaning Grundholm，過去一直研究獨裁國度的政治體制。Grundholm 認為，獨裁者長期面對被推翻的風險，要麼是被建制精英發動政變，要麼是被群眾起義打倒。於是，他們要發展出不同策略來為政權續命，例如發展經濟，以令建制精英瓜分更多利益，令民眾更認同政府。可是，並非所有策略都能順得人意，獨裁者研究不同方案時，需要衡量眼前面對的風險，以作取捨。
Grundholm 就研究專制政體的個人集權（personalization）所發揮的政治作用。個人集權即是當權者削弱社會精英政治影響力，例如肅清其他派系的高級官員，建立私人親兵，在公務員和軍事部隊安插親信等等。過去政治學家會把專制政體細分作一人獨裁（dictaroship）、軍政府（military junta）和一黨專政（one party state）等等。而 Grundholm 認為，個人集權不是一種政體分類（regime type），而是一種所有專制政權或多或少都有的政體特徵（regime trait）。
他認為，個人集權是獨裁者避免政變的策略，以往的實證研究也指出，個人集權確實減低政變發生的風險。首先，過去各地發生的政變，很多時得到軍隊支持，甚至由軍隊直接策劃，獨裁者成功個人集權後，會擁有自己的親兵，軍隊內部又有親信，這時新的軍事部隊精英，與獨裁者的利益關係會更加密切。另外是資訊優勢，策動政變需要嚴謹的情報工作，獨裁者安插精英後，會掌握更多體制內部敵對派系的資訊，相反敵對派系更難知道獨裁者一方的底蘊。
可是，獨裁者儘管能透過個人集權減低政變的機會，卻會大大增加群眾起義的風險。獨裁者能限制政敵的政治活動，但就消滅不了他們的政治野心。他們可能會轉向其他平台，其中一個選項是索性變節，與反對派合作推翻政權，他們能為反對派提供組織和人力資源，以及政權內部的資訊，他們的支持者也會壯大反對派的聲勢。由於變節風險極大，他們會等待機會，例如大型群眾運動爆發，獨裁者應接不暇時才加入，著名例子就有 1986 年菲律賓人民力量革命。
Grundholm 透過線性機率模型（linear probability model），分析 1947 到 2007 年間，102 個專制國家，相加共 3,308 年。他的模型控制了人均收入、國家油產量、是否選舉年等各項因素。數據分析證實了作者的假設：大型群眾示威爆發時，專制政權愈個人化，被推翻的機會愈大；反之，沒有大型群眾示威的話，專制政權愈個人化，被推翻的機率就愈細。
Grundholm 就表示，他的研究反映，近年專制政府愈來愈權力集中，但不代表其執政地位就更穩固，只要抗爭持續，獨裁者面對的風險依然極大。可是，他也補充，即使專制政權倒台，也不代表會由民主政府取代；唯一肯定的是，專制政權不倒台，民主就不會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