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月 17 日,菲律賓人權組織成員 Zara Alvarez 在街頭被槍殺,單在 2019 年,菲律賓就有 43 名維權人士遭到殺害。另一邊廂,8 月 20 日,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懷疑被下毒,情況嚴重,而早在蘇聯時代,暗殺事件已屢見不鮮。政治暴力向來是無數學者關注的議題,希望透過分析暴力成因,令世界走向真正的和平。
卡爾加里大學政治學教授 Pablo Policzer 在 2019 年編輯了學術著作 The Politics of Violence in Latin America,一眾學者以拉丁美洲各國的例子,共同反思政治暴力的成因。在冷戰期間,拉丁美洲各國例如阿根廷、海地、巴拉圭長期處於軍事獨裁的狀態,殺戮不斷。冷戰後,拉丁美洲諸國陸續走向民主化,但暴力衝突仍然不絕,只是演變出不同模式,如內戰、血腥鎮壓、毒販戰爭,謀殺案和失蹤案等。羅格斯大學人類學教授 Daniel Goldstein 就形容,拉丁美洲即使建立民選制度,都無以令民主體制落地生根,拉丁美式民主猶如「暴力多元主義」(violent pluralism),政治矛盾終究還是訴諸暴力解決。
Policzer 提到,過往學者多以結構性角度,理解拉丁美洲的政治暴力問題。有人會以政治經濟學解釋,認為西班牙殖民主義和美國新帝國主義,引致今天資源分配不均,社會貧困並充斥階級矛盾,憲制設計脆弱不堪。也有學者分析拉丁美洲的地理環境,如何窒礙經濟發展和社會團結,以及令毒品工業盛行;另外亦有專家研究拉丁美洲的政治文化,認為當地人缺乏自律、包容、誠信和互相尊重,但這些都是民主價值得以扎根社會的關鍵。
可是,Policzer 認為這些結構性分析屬悲觀主義,局限了我們去思考更多不同可能性。而且,在拉丁美洲內部,各地發展軌跡不同,倒如中美洲暴力問題有惡化跡象,但在一些南美國家,暴力問題正在改善當中;即使只觀察巴西,在不同省份,情況已經大大不同,譬如里約熱內盧的暴力,問題遠比聖保羅嚴重。
因此,Policzer 相信政治暴力並非宿命,宏觀的歷史和社經因素固然有影響,但一些人為掌控所得的權變因素(contingent factor),亦會大大改變一個國家的發展走向。他就特別關心不同個體和行動者,如何導致政治暴力發生。書中收錄其中一個例子是傳媒,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 Pablo Piccato 研究墨西哥報章報道毒販戰爭的方式,以及傳媒如何被毒販利用作為向仇家示威的工具;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 Michelle Bonner 則分析智利的案例,發現國內大報 El Mercurio 把示威描繪成治安問題,而非人權問題,政治精英自然沒有意識要發展出問責精神。
在書中,一眾學者也提出很多不同例子,比如倫敦國王學院巴西研究教授 Anthony Pereira,分析聖保羅的申訴專員如何有力監督警察,令當地成為巴西最安全的地區;哈佛大學的研究員 Jennifer Schirmer 就講述在哥倫比亞的親身經歷,討論如何令不同武裝派別的領袖一起回到談判桌上。Policzer 希望,這本書能為人提供不同的政策啟示,改善制度設計足以帶來極大效益,同時希望告訴大眾,社會可以有無數可能,大家應從悲觀中保持樂觀,取代舊有的宿命論,找出不同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