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橋恐襲爆發之後,英揆文翠珊宣稱國家現正面對新型威脅,英國警方反恐專員亦表示恐襲威脅已屆「完全不同以往」的級別,但回顧過去兩年歐洲各地的恐襲,其實由模式、對象乃至目的均相當類似,不過若與數十年前比較,環球恐怖襲擊的確經歷重大演變,今日要打擊恐怖主義亦更加困難。
目前歐洲各地恐襲消息鋪天蓋地,人心惶惶,但據統計顯示,今日其實並非最致命的年代。1970 年至 2015 年間,西歐發生超過 16,000 宗恐襲,平均幾乎每日一案,共逾萬人喪生;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則是最危險的時刻:1979 年恐襲案數目達到歷史高峰(1,019 宗),1988 年則是遇襲致死人數最多(440 人)。
至於美國,早於近百年前便已遭受恐襲創傷。1920 年 9 月 16 日中午,一輛載有過百磅炸藥的馬車衝入華爾街摩根大通銀行,釀成 38 死 143 傷,成為當時傷亡最慘重的恐怖襲擊,紀錄持續至 1995 年俄克拉荷馬州聯邦大樓爆炸案(168 人死,800 人傷),再之後便是 911 襲擊(2,996 人死,6,000 多人傷)。
以上述襲擊與今日比較,則可概括西方恐襲史的目標變化。最致命的年代期間,恐襲往往伴隨強烈政治特色:爭取共產主義的極左派--例如德國「紅軍派」(Rote Armee Fraktion)、意大利「紅色旅」(Brigate Rosse);新法西斯國族主義者--例如意大利「武裝革命核心」(Nuclei Armati Rivoluzionari)、美國白人至上主義恐怖分子;分離主義組織--例如巴斯克分離組織「埃塔」(E.T.A.)、愛爾蘭共和軍(I.R.A.)、巴勒斯坦立國組織。對比之下,今日的恐襲則以極端伊斯蘭組織發動為主,由過往的世俗政治組織變成跨國宗教派系主導。
美國外交事務分析員 Robin Wright 指出,作為一種極端手段,早期只有激進分子才會訴諸恐襲,例如 1968 年巴勒斯坦立國組織騎劫以色列航空飛機,其後日漸普及,到今日已演變成「不對稱戰爭」(asymmetric warfare)的基本手段。恐襲普及化的後果之一,就是涉及愈來愈多民間組織及非傳統武器,專業讓位,業餘恐怖分子大增。
前 F.B.I. 專員 Ali Soufan 指出,911 襲擊發生之時,主事組織阿爾蓋達(Al Qaeda)只有 400 名成員,今日則有無數分部,成員數以萬計。以往恐襲相對複雜而成熟,僅由少數人策劃;今日不少恐怖組織甚至不作招募,更無訓練,純粹教唆,甚或待有心人自發行動,然後領罪,例如伊斯蘭國(ISIS)近年便轉而煽動「聖戰士」在本國發動襲擊。
雖然恐襲致死人數相對較低,但今日的死亡率卻高於過往。1970 年至 2014 年間,全球 53% 恐襲並無造成死亡,對比單計 2015 年,恐襲致命率便提高了 8%,單次襲擊的死亡人數亦見增加。原因一來出於宗教因素取代政治動機,正如齊澤克指出一種弔詭的心理邏輯:「假如有神,一切均會被允許。」聖戰士自覺有真神撐腰,殺戮動機往往比政治狂熱分子更強烈;二來恐怖組織碎片化,孤狼自發隨機行動,令各國防不勝防,即使 ISIS 駐中東勢力持續衰落,仍無阻恐怖浪潮席捲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