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橋恐襲爆發之後，英揆文翠珊宣稱國家現正面對新型威脅，英國警方反恐專員亦表示恐襲威脅已屆「完全不同以往」的級別，但回顧過去兩年歐洲各地的恐襲，其實由模式、對象乃至目的均相當類似，不過若與數十年前比較，環球恐怖襲擊的確經歷重大演變，今日要打擊恐怖主義亦更加困難。
目前歐洲各地恐襲消息鋪天蓋地，人心惶惶，但據統計顯示，今日其實並非最致命的年代。1970 年至 2015 年間，西歐發生超過 16,000 宗恐襲，平均幾乎每日一案，共逾萬人喪生；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則是最危險的時刻：1979 年恐襲案數目達到歷史高峰（1,019 宗），1988 年則是遇襲致死人數最多（440 人）。
至於美國，早於近百年前便已遭受恐襲創傷。1920 年 9 月 16 日中午，一輛載有過百磅炸藥的馬車衝入華爾街摩根大通銀行，釀成 38 死 143 傷，成為當時傷亡最慘重的恐怖襲擊，紀錄持續至 1995 年俄克拉荷馬州聯邦大樓爆炸案（168 人死，800 人傷），再之後便是 911 襲擊（2,996 人死，6,000 多人傷）。
以上述襲擊與今日比較，則可概括西方恐襲史的目標變化。最致命的年代期間，恐襲往往伴隨強烈政治特色：爭取共產主義的極左派－－例如德國「紅軍派」（Rote Armee Fraktion）、意大利「紅色旅」（Brigate Rosse）；新法西斯國族主義者－－例如意大利「武裝革命核心」（Nuclei Armati Rivoluzionari）、美國白人至上主義恐怖分子；分離主義組織－－例如巴斯克分離組織「埃塔」（E.T.A.）、愛爾蘭共和軍（I.R.A.）、巴勒斯坦立國組織。對比之下，今日的恐襲則以極端伊斯蘭組織發動為主，由過往的世俗政治組織變成跨國宗教派系主導。
美國外交事務分析員 Robin Wright 指出，作為一種極端手段，早期只有激進分子才會訴諸恐襲，例如 1968 年巴勒斯坦立國組織騎劫以色列航空飛機，其後日漸普及，到今日已演變成「不對稱戰爭」（asymmetric warfare）的基本手段。恐襲普及化的後果之一，就是涉及愈來愈多民間組織及非傳統武器，專業讓位，業餘恐怖分子大增。
前 F.B.I. 專員 Ali Soufan 指出，911 襲擊發生之時，主事組織阿爾蓋達（Al Qaeda）只有 400 名成員，今日則有無數分部，成員數以萬計。以往恐襲相對複雜而成熟，僅由少數人策劃；今日不少恐怖組織甚至不作招募，更無訓練，純粹教唆，甚或待有心人自發行動，然後領罪，例如伊斯蘭國（ISIS）近年便轉而煽動「聖戰士」在本國發動襲擊。
雖然恐襲致死人數相對較低，但今日的死亡率卻高於過往。1970 年至 2014 年間，全球 53% 恐襲並無造成死亡，對比單計 2015 年，恐襲致命率便提高了 8%，單次襲擊的死亡人數亦見增加。原因一來出於宗教因素取代政治動機，正如齊澤克指出一種弔詭的心理邏輯：「假如有神，一切均會被允許。」聖戰士自覺有真神撐腰，殺戮動機往往比政治狂熱分子更強烈；二來恐怖組織碎片化，孤狼自發隨機行動，令各國防不勝防，即使 ISIS 駐中東勢力持續衰落，仍無阻恐怖浪潮席捲歐美。
